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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是想恐吓宋庆龄等“同盟”的领导人。但杨杏佛死后，宋庆龄仍然积极参与主持“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忍无可忍之后，要戴笠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为此，戴笠除派特务每天监视宋庆龄寓所外，还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的身边，后来又用“美男计”勾引宋庆龄的女佣人。当这些手法都没能奏效后，戴笠与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经再三密谋后，准备用汽车将宋庆龄撞成重伤以达到教训的目的。此计划制定完成后，沈醉按计划进行了反复的操练。当戴笠在实施此计划前向蒋介石汇报时，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心：万一撞车时控制不好将宋庆龄撞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蒋介石对戴笠所说的担心经过思量后，觉得是有道理。就这样，蒋介石取消了“给宋庆龄一点颜色看看”的念头。但没过多久，蒋介石给戴笠下达了制裁史量才的命令……。
史量才是江苏江宁人，父亲是个开药铺的老板。光绪二十五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且准备去日本留学，岂料一场从没见过的大火烧毁了史家多年的积蓄，无奈史量才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而进入了杭州蚕学馆，开始了他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生命旅途。辛亥革命后，史量才参加了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由于史量才好直言，并嫉恶如仇，他的这种性格与政界的黑暗格格不入。一九一二年秋天，史量才在实业家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用十二万元买下了已创办四十多年的《申报》，当上了《申报》的总经理。买下《申报》后，史量才多次对报馆里的人说：“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也要有报格。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大众说些话。”此后，史量才以“独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作为办报的思想核心，加上邵飘萍等名记者的鼎立协助，很快《申报》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如果说，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那么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突破了以往的局限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要求抗战和反对内战的爱国人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被迫第二次下野。当天，《申报》发表了《欢送》的时评，内容列举了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方方面面。蒋介石见了报纸后，大骂不止。四天后，当宋庆龄为被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秘密枪杀的邓演达悲愤地写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后，史量才首先将此文在《申报》上全文刊登，随后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蒋介石对此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也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不过，在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鉴于史量才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拉拢过他。但因史量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强烈不满，不但对此置之不理，并且还在所办的《申报》上连续发表《论剿匪和造匪》的时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怒，蒋介石对此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强行停止了《申报》的发行。史量才愤怒之下，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史量才采取了疏通的办法。几经周折，在满足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后，《申报》终于在被禁三十多天后又和读者见面了。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使史量才改变原有的办报原则，他大胆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对《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进行了改革，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宣传什么主义，牢牢站定进步的近代化的立足点。”。由于黎烈文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申报》“自由谈”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郁达夫等人大量的评论及杂文。特别是鲁迅发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对当局含沙射影的杂文，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迅速成了“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出了国民党政府容忍的尺度。于是，国民党当局让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出面给史量才施压，要其撤换《申报》“自由谈”副刊的负责人黎烈文。史量才不屈服于压力，对吴醒亚说：“《申报》是我个人的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这次不欢而散的谈话结束后，国民党当局转而威逼黎烈文离开《申报》。黎烈文是个二十多岁的人，虽然正处于血气方刚之时，但考虑到史量才的处境还是主动离开了《申报》馆。黎烈文的离去，使史量才大喊可惜，但面对一个决意要走的人他也无可奈何。好在黎烈文的辞别并没有影响《申报》的发展，此时的《申报》发行量已突破了十五万份，迎来了它最灿烂的黄金时代。而此刻史量才也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与南洋侨商合作创办的中南银行以及与他人组办的民生纱厂，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收入。
所以，当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史量才倾全力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支持抗战，为此被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不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被宋庆龄推荐为“同盟”的执行委员。此后，史量才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在《申报》上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和活动情况。特别是“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的人暗杀后，《申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报道中，充满了社会民众的愤慨和死者亲属血和泪的控诉。史量才这样做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但使蒋介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万兵。”史量才毫不畏惧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段对话是否真有其事已无法证实，但史量才确实在悲壮地向生命的终点走去。
杨杏佛被暗杀后，史量才心里就有了不安。杨杏佛是史量才的老朋友，杨杏佛的为人他了解，不会得罪别的什么人，只是抨击了蒋介石的政策而得罪了蒋介石才……史量才始终怀疑杨杏佛的死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为此他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由于《申报》多次得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有可能派人来暗杀他。于是，史量才高价雇佣了四个武艺高强的保镖，在自己的小汽车上安装了防弹钢板，而且轻易不出租界，偶然出去也非常隐秘只有司机和保镖知道。当然，此时的史量才并不清楚蒋介石确已向戴笠下达了暗杀令，而促使蒋介石最后下决心要杀史量才的原因，是戴笠提供的情报。这份情报的内容是：“……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管的《申报》等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言论，完全是为共产党张目。另据查，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此事我们正在进一步查证……”早就有除掉史量才念头的蒋介石，见此情报后，当即在上面批示：不要再核查了，对史量才密裁具报。
戴笠又一次去上海布置暗杀史量才的行动。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仍然是刺杀杨杏佛的那帮人，行动组负责人依然是赵理君。
因为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的报馆都在租界内，戴笠原准备在租界内动手，后由于在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报馆附近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了解史量才的活动规律和实施暗杀行动之用。加上自租界内发生“杨杏佛血案”后，租界巡捕房加强了警戒，史量才本人出门也不离保险汽车而且来去无规律，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难以拟定出可行的行动方案。戴笠吸取了刺杀杨杏佛时手下人被租界巡捕房抓获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方案，另外再寻找动手的地点。也就在这时，行动组的人员通过上海帮会的关系，结识上了史量才的汽车司机，并从该司机的口里得知史量才有时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休憩。于是，戴笠指示赵理君带行动组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定在杭州动手的计划。此时，有份调查到的材料引起了戴笠的注意。这份材料上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来是上海滩上的名妓。那时，沈秋水曾深得江苏镇江一个叫陶宝骏的宠爱。陶宝骏于辛亥革命时，带着在清朝廷里任军职时贪污的几十万军饷避居于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士英探得陶宝骏有可能割据镇江自任都督的可能，即以欺骗的手法将陶宝骏捉拿后枪决，而那几十万的横财仍旧存放于沈秋水处。沈秋水得此横财后，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不久被与沈秋水恩情并重的史量才得知，史量才遂取沈秋水为续房，陶宝骏的那笔巨财也就落入史量才的掌握之中。过后，史量才用此财在杭州建造了山庄，并以沈秋水的名字命名。此事没过多久被陶宝骏的家人知悉，扬言要向史量才复仇。史量才自知处境险恶，所以平时行动格外小心……戴笠看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