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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炫）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八、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关键词：自恃、新儒、泰然、温良、悲悯、逐求、厌离、佛缘、思虑、教育、直言、廷争、“文革”、立场、逸事、婚姻、息焉、缅怀〕
【自恃】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为要好，相互间以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兴方酣时，廖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警示策勉。众人皆赞成。于是廖逐一给大家起名：王毓芬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万里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廖自己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觉得很中肯、很贴切。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但未被录取。他发奋道：“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1924年，泰戈尔访华，梁漱溟向他介绍儒学，对泰氏解释“狂狷”之气：“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
30年代，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他对学生说：“我觉得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蒋介石让朱经农告诉梁漱溟，希望梁到武汉来见自己。朱转告梁后，梁未予理会。晚年，梁漱溟回忆说：“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去呀？我不去。”
梁漱溟自我评价：“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一次中国文化书院召集的讲演会上，梁漱溟大声疾呼：“我不是一个书生！”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1941年，香港沦陷，梁漱溟经历九死一生后，辗转到达广西。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梁此语遭到了许多人，包括好友熊十力的讥评，但梁却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1975年，梁漱溟完成《人心与人生》一书后，觉得自己再无所留恋，可以去矣。学生写信劝说，梁解释道：“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文化的使命。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梁漱溟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访谈时说，“我不够一个学问家”，因为讲中国学问，得从中国文字学入手，中国的文字学我没有用功，所以我的中国学问很差，很缺少；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之处在于，学问家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因为没有创造就不能吸收。但对于思想家来说，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但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梁漱溟又对艾恺说，他认为，王阳明“对生命已经透彻”，而自己是个普通人，“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着”。他觉得自己“比起王阳明来，还差得远”，“在彻悟上，阳明先生他有他的彻悟，我不够”。
【新儒】
梁漱溟一生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即现实的中国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另一个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说，自己一生中有四件事情始所未及：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认为，父亲梁济“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济投湖殉情前，问儿子梁漱溟道：“这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民国初年，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当编辑，也做外勤记者，常用寿民、瘦民等做笔名。一次，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认为孙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其心意，从此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的观点常常前后不一，他也说自己常反思以前的观点哪里不对，哪点理论不通、幼稚，于是有人批评梁漱溟的哲学前后不对嘴，梁漱溟说：“前后一致那是说永远的错误！”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为：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梁总结了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尝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梁有家训曰：“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于长茂回忆，梁漱溟虚心好学，当时研究院训练部主任陈亚三是梁在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但陈讲儒家哲学讲座时，梁常列席听讲。
梁漱溟待人直来直去，他总是诚恳地微笑，使见者大为感动。李兢西说：“分明你想去欺骗他一件事情，到了他面前时，你便不由的会把实话说出来了。”梁漱溟对此也很是满意，他说：“我相信人，可是我也没有吃过相信人的亏。”
梁漱溟与李大钊相熟，李就义后，他说自己不敢与李相比，“也不敢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梁漱溟育有两子，分别起名培宽、培恕，此二名可见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
在论及乡村建设时，梁漱溟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抗战时期，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曾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前去查办。梁正气凛然地说：“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1年，《光明报》因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为蒋介石所不容。王云五、成舍我、李师曾先后劝梁漱溟去重庆参加参议会，梁一一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杜月笙。杜邀梁在茶楼喝茶，先是一番恭维，然后话题一转说：“我们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最终还是拒绝前往，让杜月笙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叶笃义回忆，马歇尔、司徒雷登不只一次当面称赞梁漱溟是中国的甘地，二人说梁的“清瘦体态，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叶将二人的话翻译给梁听，梁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愧不敢当”。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诗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之句，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