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1988年4月，台湾青年学者沈重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也能如此。”
【厌离】
1912年年底，梁漱溟因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加上6月间，其母逝世，一度崩溃，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幸得室友察觉，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他后来回忆此段时间的心情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此后，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之言“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在阅读大量佛典后，梁漱溟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国共和谈期间，民盟等第三方面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但因时局紧迫，事先并没有征求国共两党代表的意见。梁漱溟、李璜和莫德惠三人到梅园将该方案交给周恩来，并由梁逐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止说：“不要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周用力摔门而出，取来一份电报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何不在事先关照？”梁想起前约，自觉理短，茫然不知所措。此后，梁漱溟退出了和谈，也退出了民盟，回到重庆。
1976年《人心与人生》一书完成，梁漱溟觉得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1981年6月，他停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日记，他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表示他已不再牵挂尘世之事。
梁漱溟病重时，不止一次对领导说：“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梁漱溟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有人问他：“将来如有可能，是否以稿费设奖学金，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梁漱溟有气无力地回答：“小事。”早在《人心与人生》获准出版时，一位日本人便建议：“我将把尊著译为日文，我愿把全部稿酬捐献，设梁氏基金会。”袁鸿寿问梁漱溟是否同意。梁回答：“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中国人不以著作视为商品。”言外之意，并不赞成，亦不反对，与“小事”的言外之意相同。
【佛缘】
梁漱溟晚年曾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
少年时，梁漱溟苦苦思索，自己家境尚好，为人聪明，父母对他也极疼爱，但他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非常辛苦，但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开始向佛，18岁时，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曾前往衡山想出家为僧。后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也与北京的寺庙保持着联系，曾在西郊极乐寺和摩诃庵静养。二战后在重庆期间，他拜西藏佛教噶举派贡嘎呼图克图为师，受灌顶礼，成为一名藏传佛教信徒。
梁漱溟曾杜门研佛三年。其次子梁培恕回忆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子梁培宽回忆：“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
对于生死，梁漱溟泰然处之。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梁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一字一顿回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坚持素食七十余年，除了鸡蛋、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友辈所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见梁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思虑】
梁漱溟好思虑。他常说自己是问题中人，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前，他会极为痛苦，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找出答案。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梁漱溟曾与人谈及自己的爱好：“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只要梁一开始思考，他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经常失眠。在北大任教时，他曾因失眠向校方提出辞职。
梁漱溟曾一度想出家。一次，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准备讲稿时，因为不顺利，便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放弃出家之念。
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研习儒学。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自述“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即只有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的职业。在梁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的转变，都只是要解决他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蒋百里称赞梁漱溟的成名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而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以“意欲所向”为标准，将人类文化分为中国、西方、印度三种类型，他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社会是“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不存在阶级的界限。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说，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1955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即将动笔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时，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成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文革”中，红卫兵将梁漱溟关进一间小屋，他却利用如此难得的清闲时光每日著书，笔耕不辍。被允许回家后，他每日去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就认真读报、看材料。“文革”中，他先后完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红卫兵将梁漱溟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抄走，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完成。
梁漱溟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教育】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后，决定请梁到北大任教。梁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回答不知，蔡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24岁的梁漱溟便到北大执教。
正式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天，梁漱溟问蔡元培对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态度，蔡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梁漱溟在北大讲课极受学生欢迎。1923年前后，他讲“儒家思想”，正式注册的学生仅90多人，但来听课的却达到200余人，所以不得不改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上课（据蒋复璁回忆，他在北大期间，在大讲堂上课的只有蔡元培、胡適、梁漱溟三人而已）。梁不善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又不能即兴说明时，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但不是所有听课的都是因钦佩梁而来，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学生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别人说：“我是来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学生李兢西回忆梁漱溟道：“无论在什么场合，自叫他站在讲台上，永远不会使听者的注意散失。他是那样慢腾腾一句一字的重复述说，好像铁弹般一颗一颗地从嘴里弹出来，打在各个人心的深处；每一句话下文，都无可捉摸，不是与你心里高一着，即站在相反的理由上，而这理由，在两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