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存疑）。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作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章演讲完毕后，28岁的胡適登上了演讲台，开口就说，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適以一句荷马史中的诗句为演讲做结：“You shall see te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曾偷看胡適的日记，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罗笑言：“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刚偷看几页，胡適便发觉了，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又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胡適写日记用的是美国产的最名贵的日记簿，唐德刚见后大惊，胡適解释道：“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此后，唐亦效仿胡，用最好的日记本写日记。
胡適最初对新文化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但多年之后，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適、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適颇为自负：“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32年，胡適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说：“我在27岁时就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事后对人说：“我真为班中30岁以上的听讲者捏上一把冷汗。”
朱穆之回忆：“胡適是很自负的，他讲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关于华北大局，有蒋校长（梦麟）、梅贻琦……和胡適在顶着。’他说自己当时是不说‘我’，而是以第三人称谓‘胡適’。以前，我曾听说过，他在上课时说：‘近几年来，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是胡適的《说儒》。’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讲自己，真是‘如雷贯耳’。”
一次，唐德刚告诉胡適，美国一位反战史学家查理·毕尔在他的著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将日军偷袭珍珠港归咎于胡適，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因罗氏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上了中国大使胡適的圈套，故惹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胡適听后很是高兴，让唐借来这本书，并在毕尔对他的评论下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唐问及他究竟用了什么圈套使罗斯福上当时，胡却怎么也答不上来。
胡適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1921年，他与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研究了曹雪芹的身世，出版了《〈红楼梦〉考证》一书，认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而非曹所作，创立了以“自传说”为中心的“新红学”，有别于以往的索隐派、附会派等。对此，他颇为自信地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胡適的小说考证引来许多学者竞相追随，他曾颇为自得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即胡適去世的当天，他在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的时候，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你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自明】
胡適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说，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业。他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并不是自己，而应归功于陈独秀。
1916年，胡適在与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其下半阙云：“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適觉得此词口气狂妄，心中不安，将其改为：“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胡適的堂叔胡近仁在上海经商，出售茶叶，为扩大销量，他便借胡適的名号，推出一种新茶品种，取名“博士茶”，并做广告称：“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胡適知后不胜惶恐，告之：“请勿用我的名字做广告。”并指出，广告中“沉病遂得痊愈”之说有骗人之嫌。最终“博士茶”不了了之。
胡適在《尝试集》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到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时，校长曹云祥请胡適出任院长。胡適当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请胡担任导师，胡適谦虚地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適曾在日记中谈及自身：“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有人推举胡適领导某政治运动，他忙谦逊地回答：“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有一年，胡適、马君武、丁文江、罗隆基到桂林旅游，所到之处，动辄被人包围。胡適说：“他们是来看猴子！”
胡適的治学以“整理国故”为主，他曾说，离开古籍，“胡適之就‘缴械’了”。
抗战胜利后，胡適曾特别澄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没有关系：“五四运动不是我提出来的。‘五四’是星期日，陈独秀在北京写了一天文章。我在上海欢迎杜威，5月5日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以上并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了假历史。”
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人对胡適说：“在先生这一辈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赋最高的吧？”胡適答道：“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美国《展望》杂志将胡適推举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之一，理由是胡適“发明简体语文”。胡適对此不能接受，笑问唐德刚道：“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发明’一种文字呢？”唐答：“仓颉。”胡大笑。唐问：“既然他们对你的贡献并不太清楚，为什么偏把你选进去呢？”胡答：“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晚年，胡適严肃地对何炳棣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胡颂平回忆，一次，胡適戏喊胡颂平“秘书先生”，胡颂平觉得这个称呼突兀，于是赶紧说：“先生，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可以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世了。”胡適问道：“他们指的是那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还有一位是傅孟真。”胡適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以当我的老师。”
【温煦】
胡適15岁时，一个同学偷了他的书，他在日记里记下此事，认为“以学生之资格而作此等下流之事，可哀可笑”，转念想到该同学年仅11岁，他又觉得：“知识未定，似尚在可原之例。”并在日记中隐去该同学的名字。
何炳棣回忆：“某日上午9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在美国留学时，胡適与亦在美留学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因文结缘，胡先骕尊称胡適为“宗兄”。后胡適提倡白话文，胡先骕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白话文，批评胡適的《尝试集》，但胡適并不气恼，反而在1922年《尝试集》出第四次增订版时，将胡先骕的评论放入再版的序言中。不仅如此，胡適还邀请胡先骕为《独立评论》写文章，并称自己和胡先骕是“两个反对的朋友”，而胡先骕也曾对吴宓说：“胡適对我颇好。”
胡適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