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林语堂愤而不讲，径自走下台去。
1962年，林语堂携廖翠凤造访南美洲，所到之处，欢迎者如云。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听众太多，挤满了临街的大道，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治安。林语堂在演讲中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不堪言。一次，轮到林演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了发言。
【文学】
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林语堂写道：“我的理论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人；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
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之邀，林语堂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改编成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林语堂主张：“做文人而不准备做文妓，就只有一途：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点。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来独往，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文字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必须跳出传统“作文章”的错误文学观，避免文藻堆砌，才能发挥“自然国语的力量”。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
对于翻译，林语堂主张科学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通顺次之；其他外文译成中文则以“清顺”为要。据郑逸梅记载，林语堂身边常带着《牛津字典》，以备不时之需。
林语堂第一个将司马迁的《孔子世家》翻译介绍到欧美。他编译的英文本《大智孔子》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被列入《世界哲学丛书》，后来，这本书又被翻译成中文本《孔子的智慧》。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人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次女林太乙回忆，林语堂写作时，家人都不敢打搅，廖翠凤有事要和他商量时，才会进书房去。林语堂习惯在床上打腹稿，或是熄掉屋子里的灯光，站在窗口，眺望窗外的风景。林太乙能看到他的烟斗在黑暗中亮起的火星，红红地在窗口闪动。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1938年8月8日至次年8月8日，林语堂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用英文写就，英文名为“The moment in 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
林语堂说，《京华烟云》“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
写《京华烟云》时，林太乙每次放学回家，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林太乙没敲门便冲进书房，发现父亲热泪盈眶，问道：“爸，你怎么啦？”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天他写的是“红玉之死”。
长女林如斯评价父亲的《京华烟云》道：“然此小说实际上的贡献是消极的，而文学上的贡献却是积极的。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悠然而止。……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仅指在20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的某两家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风靡】
1936年8月，林语堂接受赛珍珠邀请去美国。途中，他们乘坐的轮船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林本打算带着妻女好好游览一番，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二十多人，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林家一行甫一露面，欢迎者蜂拥上来，给他们献上鲜花编成的花环。林氏夫妇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睁不开眼。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乘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晚上则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观看土著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林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领的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那位先生一脸错愕，忙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林赶紧致谢。他们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由于廖翠凤和女儿们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林语堂把螃蟹剥开。林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半天，横竖打不开，于是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终于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1938年，由《纽约时报》主办的一年一度“全国图书展览会”上，举行了一次“林语堂比赛”，组织者选出十位当代名人，要求参赛者根据《生活的艺术》中所设计的“准科学公式”为十位名人打分，答案与林语堂事先所做的答案最接近者获得一等奖。
美国一位书评家读完《生活的艺术》后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每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巴西有一位贵妇人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赠给她一匹名马，于是为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比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获得名次，于是当日晚报的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魁的马反倒没有消息。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林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一次，林家全家在小河上划船，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崇拜者，竟站在岸上，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跳下河，追着林语堂乘的船游过来，吓得他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并被译成法、德、意、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几种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1939年，《京华烟云》出版后，被“每月读书会”选为12月的特别推荐书目，美国《时代周刊》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40年代，《京华烟云》在美国多次再版，销量达25万册。
1953年3月，台湾传媒大幅报道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到了预告之日，接机团浩浩荡荡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教学】
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授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好久，他才来了，夹了一个皮包，装得鼓鼓的，感觉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以为林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谁知，他打开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但学生们并不敢真吃，只是望着他。林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接着他将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林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学生薛光前回忆，林语堂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做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上课从不正襟危坐，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椅子上，将双脚放在讲台上，笑语连篇，口若悬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