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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克，就象他自称的那样，被美国一个自称为马尔科姆X的人领导的黑人运动所迷住。玛利克效仿他，用上迈克尔X的名字，创立了一个“种族调整行动协会”，并自命为伦敦黑人社会的救世主。“当你想到我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希特勒……他有力量！”他告诉他的信徒。他教他们组织力量，鼓吹向任何与黑人姑娘在一起的白人开枪。这导致他在1967年以种族关系法被监禁12个月。1969年夏天，他被指控抢劫及勒索钱财时逃亡了。1970年听说在特立尼达又发生一次。英国当局并不去寻找引渡他，宁愿让他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而不让他在伦敦的讲台上挑起种族冲突。他有许多有钱的朋友——小戴维斯，约翰·伦农，作家亚历山大·特劳基，尼格尔·塞缪尔，百万富翁的儿子——有不少的信徒真诚地相信他就是黑人的救世主，而且认为不可能会有最后使他垮台的那种犯罪活动。
跟随玛利克的人中有一个外貌迷人的英国姑娘益莉·本森，当时20岁，是个正直的有教养的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名人录里的一员，船长利奥纳德·普勒奇，是个作家、旅行家、军舰发明家，查塔姆的前议员。她和玛利克的关系不是肉体的，肯定没有性关系。她和他的一个穆斯林信徒海金·詹马尔生活在一块。但玛利克能象教唆犯那样控制着她。他从没有过抛弃他的老婆德莎丽的想法，一闪念头也没有，但却企图无情地控制盖莉这个姑娘的意志。他们在一次宴会上相遇，玛利克把她描绘为“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长而直的黑发，皮肤象黑橄榄”。他说他已经“对她做了各种罪恶的事，她却从未抱怨。但我并不因此而爱她，我恨她。有一次我将她四肢绑在床上鞭打，一直打到我疲倦。”她并不计较。对于他，她虔诚得就象十足的奴隶，而她只不过是许多被他弄得神魂颠倒的白人姑娘中的一个。
1969年，当玛利克从伦敦逃跑时，盖莉和她的爱人海金·詹马尔跟随他到特立尼达。开始他们大家过得不错。玛利克再干起勒索保护费、卖淫，并逐渐走向政界。举行会议酝酿游行，接着是黑人运动的示威，最后挑起1970年使警察总署撤退的兵变。在这方面，玛利克被深深的陷在里头，而当这兵变被镇压下去时他的名声便在为衰落。这时他缺乏银钱，到1971年底，他菲常急于买下阿里马一所价值2万英镑的房子。这房子离西班牙港大约有20英里远。他开始持枪勒索，组织武装抢劫，而且派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叫约瑟夫·斯卡利特的罪犯去袭击一个乡村派出所（这是他的致命错误）。斯卡利特不服从，而玛利克却简单粗暴地命令他去执行。包括斯卡利特在内的一伙人挖了一条深沟。当这条沟挖好后玛利克就用一把弯刀将这个违抗者斯卡利特的头斩下来，并把他理在里头。这条沟填好之后，玛利克命令他的花匠“种点东西在上面”，第二天就种上一些莴苣。干这种事情的代号是“种树”，玛利克的同伙都知道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落得同样的下场。
斯卡利特是在1972年2月8日被杀的。仅仅几天后，他们这一伙的另一个成员斯蒂维·雅蒂斯在去桑斯·索西海湾作游泳旅行时“失踪了”。那是一个很平静的小港，我自己一个人曾去那里游过泳都很安全。这伙歹徒里每一个人都紧张不安，脾气暴躁。一个月没有看到盖莉工没有一个人想要问问她的情况。局外人都避开这一伙，
后来，突然整个肮脏的勾当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完全全暴露出来了。玛利克带着他的老婆到圭亚那作“讲演旅行”，就在那天晚上，他那座房子被他那带枪的歹徒中的一个点着火。当玛利克一住进乔治城里一家小旅馆时，他就接到了火烧房子的消息。他的反应很奇怪。他打电报给他在西班牙港的律师，要他出示禁令，禁止任何人去检查他的房子。但太迟了。警察跟着消防队去了。一个巡官认为花园里那小块土地的莴苣长的“太高太黄”。他的随从将这些莴苣挖出来，就发现了斯卡利特的墓穴。两天以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墓灾。离地面约5英尺深，发掘出一具穿着粉红色上衣和玫瑰色紧身短衬裤的女尸：一个白人妇女。
两天后，我到达特立尼达不久查看这座墓穴时，取了泥土标本。警察局长开车送我回希尔顿。当我们进入酒吧间时，那里的谈话中断了。他们全都知道我为什么到那里：《百眼巨人》晚报已将我的照片登在头版，因此很难假装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旅行推销员。
世界各地的新闻界代表都已飞到皮阿可机场。在希尔顿酒吧间饮朗姆酒或者可口可乐，随便凑在一起吃晚餐的或走到阳台或围在池子边的人中，我认出不少。事实上，我所感兴趣的只是睡觉。原来的计划是早上“到教堂去”，但中途我拐弯到了停放盖莉尸体的医院，因为去做礼拜太迟了。
警长麦克·菲利浦对尸体作了初步的个人识别。后来由她的牙科医生劳伦德·奈特检查了她的牙齿，认出了他帮她填补的35个牙齿中的25个。根据埋葬的情况、深度，我估计她已经死了大约2个月，因而是在斯卡利特死前一个多月被杀死埋掉的。
检查尸体没有发现使她丧失活动能力的殴打，也没有性暴行的迹象。她的脸没有损伤，但她却明显地抵抗过攻击。发现一个咬下来的指甲在她舌后的咽部，这指甲不是她自己的。她的前胸部被砍了10刀，但都不深，只砍破了皮肤。背部肩胛下角有一个一英寸宽的刺创，同样也很表浅。左臂肘关节处有一个贯通刺创，入口4英寸，出口2英寸，外观是典型的“防卫伤”。最后有一处刺创是使她致命的，该创位于颈胸交界处，创口细长，左右向，长3英寸，穿入左胸，深达6英寸半。它穿过胸骨上端，进到左肺，使血液和空气进入胸腔。我告诉警察，凶器是一把长刀，刀尖锐利，刀刃至少能够刺穿6英寸以上。因为它穿通胸骨，刺戳力量肯定是相当大的。这一刺创本身就足于致死。但它却不是唯一的死亡原因。在她喉咙的后部，气管和呼吸道都发现有污泥，与我从墓穴那里取来的标本相似；在她的胃粘膜上粘有更多这样的泥土。她吸进和咽进这样多泥土的事实证明她还没有死就被埋葬。紧接着的呼吸道阻塞必定加速了她的死亡。指甲还在她的喉咙里，既没有被呛出来也没有被吞下去这样的事实，说明指甲刚咬下她就被埋葬掉，而且死得很快。
一位报社记者在马萨诸塞州发现死者的丈夫海金·詹马尔，他说他正在寻找盖莉。“三个星期以前，自从她在特立尼达失踪以来，我就一直在找她。”根据特立尼达警察的调查，近两个月来，这个岛上没有谁看见过她，当时他们已要求圭亚那的警察拘留玛利克。他们发现玛利克的老婆还在乔治城，但这个迈克尔X叫他的总管刮掉他的胡子以后就失踪了。“我说我不是理发师，但他用剪刀尖对准我强迫给他剃，”这个总管后来在法庭上说，“我太软弱了，”他补充说。
剃光胡子的玛利克穿上一件粗布新外衣，戴上黑眼镜，出发去离巴西边界约300英里的地方。才走60英里，在一个密林里就遇上一个测量队。这时他已经跌跌撞撞，全身湿透，疲惫不堪，身上只带着小刀、鱼钩和绳子。当时已是黄昏，他们就带他到樵夫的棚屋里。一个测量队员认得他，就打电话给警察。第二天破晓他醒来的时候，三个端着手枪的圭亚那警察面对着他。“请别开枪，”就是他说的一切。
8月，玛利克以谋杀斯卡特利罪受审，被判有罪，处以死刑。特立尼达政府还控告他谋杀盖莉·本森，也许是因为害怕他可能上诉而逃脱第一个判决。其他两个人，斯顿富·阿勃特和艾瓦德·彻迪，也被指控谋杀盖莉。10月我回到特立尼达在地方法院作证。同时我在西班牙港接受邀请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医学会作一次及时的“打气”谈话，内容是在怀疑犯罪行为时医生应该做的工作。
地方当局决定对阿勃特和彻迪交付审判，但一直拖到八个月后即1973年7月才进行。同时玛利克仍然在押。他施展了各种上诉的手股，外界仍然广泛存在着恐惧。1973年5月，海金·詹马尔在波茨顿他家门前被五个带枪的歹徒杀死。一般人都认为：是迈克尔X从他那死刑囚犯的牢房里下令“处决”海金的。这就可以解释当我回去参加审判阿勃特和彻迪时所受到的严密保护。便衣警察日夜都坐在我卧房外的走廊里（就好象我是一个同案被告），另外两个人则负责在我去水溏沐浴时跟着我。人们普遍还害怕玛利克可能会采取另一次突然袭击，就象三年前那次，他把整个中央警察局包围起来一样。
西班牙港的第一号大审法庭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又长又阔的法庭，有很大的窗子，窗门朝一侧开，天花板很高，装饰华丽。法官加文·斯科特先生，穿着红色长袍，戴着假发，接受检察长、副检察长和辩护律师照例的表示敬意的鞠躬，在一些例行的异议之后，陪审团宜督就职。一个被告反对我出庭听检察长说明案情，因为他可能提示我和其他证人要讲些什么，这样我就离开法庭或是在“加尔各答土牢”里等候，那里大约30个证人在流汗，或是在外面骄阳烘烤的阳台上等候。没有一个人忍受得住这样的闷热。
我悄悄地溜进有冷气设备的第二号法庭消磨时间。这里在复审另一个刺杀案。
我正在看得入神，听到走廊里在叫我的名字。我回到隔壁一号法庭。
在这个案件中，我的证据没有受到反驳，主要由另一证人阿道弗斯·帕米沙证实，他参与这一凶杀案。他说盖莉被斯蒂维·雅蒂斯引诱到凶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