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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来的中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就是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将敢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军最终消灭的。
由于谈判的搁浅，国共双方陷入僵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并对中共方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赫尔利对周恩来说，蒋介石可同意中共军队的数目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北方五省主席和两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这实际上是想以再增加四个师的数额来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本来，国共双方准备在军队数目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发表会谈公报，但这时赫尔利却节外生枝，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表公报。不过，他向中共方面保证，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和发不发公报，毛泽东随时可以返回延安。赫尔利说完后，便蛮横地要求周恩来马上请示毛泽东作最后决定。并于21日向毛泽东提出如不照此办理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如同最后通碟一般。毛泽东抑制了愤怒，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并指出：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在会谈中，毛泽东还表示，中共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军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虑。这实际上还在准备作一定让步。毛泽东还将灵活性和原则性巧妙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接受了蒋介石给中共增加四个师编制的建议，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问题上却抛回去了一个软钉子。赫尔利是色厉内茬的，面对毛泽东之天衣无缝的回答，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要是当初按照《延安协定》（除联合政府的名词不要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好了。赫尔利在谈判中旧事重提，充分反映了他那穷途末路的凄凉心情。也许是心有感应吧，他这次回国后不久便被杜鲁门解除了大使的职务，此后，他再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毛泽东对这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印象也是再坏不过的了。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谈到赫尔利的恶劣表演时，曾气愤难平地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
在谈判陷入僵局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及各党派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共谈判的真实情况，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谈判停顿的责任在国民党。经过周思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各方人士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为中共已仁至义尽，不能再有让步。否则，不仅是中共的损失，而且也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将同感威胁。有的民主人士甚至提出，今后应改变谈判方式，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来代替现在的国共谈判，立即结束党治，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等。他们纷纷指责国民党，为中共鸣不平，从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
在对中共施加压力后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蒋介石本人也乱了方寸。他感到如继续对中共施压，最终只能导致和谈破裂，如果和谈破裂对国民党未必有利。战后苏联的动向，尤其是中共如在东北发展，令蒋介石忧心仲忡；美国的态度同样令他放心不下。为此，他在9 月2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俄国对‘共毛’之袒护，几乎以此为奇货，预备制造其傀儡，美国蒙昧，且为之保证，殊为可叹！此时俄国是否因此借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中共因之‘叛变’，其能有成乎？”
可见蒋介石十分担心重庆谈判的结果很可能会直接影响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如果这次和谈不欢而散，蒋介石必然承担主要责任，如此无论从国际或者国内对其都不会有好印象。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蒋介石都不敢过于造次，把事情做过了头，导致和谈破裂，他无法向世人交待。
其实，国民党使谈判陷于搁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恐吓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并非真的使谈判中止。当赫尔利亲自出马向毛泽东施压无效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中共再作大的让步已无可能。所以到了9 月25日，国民党方面由张群出面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重新谈判，继续就双方僵持的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进行谈判，这样一来。僵局便打破了。
从9 月27日起，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在这一阶段共进行了四轮会谈，并取得了如下进展：（一）军队整编问题，认为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商定由军令部次长刘斐、军政部次长林蔚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磋商全国军队之整编问题；（二）解放区问题，虽未达成共识，但同意继续商谈；（三）国民大会问题，。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四）政治会议问题，同意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代表人数原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 人，但青年党要求独立参加政协，后经周恩来斡旋，重新确定的名额分配比例为：国民党8 人、共产党7 人、民主同盟9 人、社会贤达9 人、青年党5 人，共38人。
鉴于国共谈判已取得部分进展，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应返回延安，一周恩来在10月2 日的会谈中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者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对这一建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
10月5 日，周恩来将谈判记录交给国民党代表，并告以毛泽东拟于下星期返回延安。10月8 日，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并将其定名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内部对发表会谈公报意见并不统一，其中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态度较为积极，如张治中曾对毛泽东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但多数国民党人不以为然，据说国民党中常委会在讨论该问题时，争论甚烈，后经邵力子解释，说签发公报是蒋总裁的旨意，这才得以通过。；公报的名称也作了变动，其全称原拟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X 最后删去了“和国民党代表”几个字。实际上，一直到10月9 日，当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时，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但被毛泽东回绝。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国客厅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结束后，邵力子深有感触地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当时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遂从楼上走下来与在场者—一握手，以示祝贺。蒋介石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而是于当日下午4 时赶到桂园回访毛泽东的。晤谈10分钟后，偕乘车参加双十节迎外鸡尾酒会。至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和平文献诞生了。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双十节《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所以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又被称为《双十协定》。
中共在和谈中自始至终都占有主动地位，甚至连《会谈纪要》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该纪要共有十二条内容，其条款写得很别致，既记录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陈述了双方的分歧所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共两党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其中，双方一致同意的有三条，即第一条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第二条政治民主化问题，第四条人民自由问题；双方意见接近或基本同意的有三条，即第五条党派合法问题，第六条特务机关问题，第八条地方自治问题；其余各条如国民大会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奸伪问题及受降问题，双方虽未达成一致，但表示愿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以求得问题之圆满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纪要》的措辞，尤其是第一条更耐人寻味。在谈到该条时，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种表面上将“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分别与“统一”和“军队国家化”并列相提的表述方式，既回避了双方先前关于谁先谁后的争论，同时又在事实上坚持了中共方面的主张，因为把“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放在最前面，无形中使之在程序上分别变成了“统一”一和“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其措辞之巧妙，令人拍案叫绝。周恩来谈判艺术之炉火纯青，着实令人叹服。
毛泽东原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返回延安的。为此，张治中于10月8 日在军委会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但是，蒋介石又插了一手，一定要毛泽东过完双十节再走。毛泽东因盛情难却，又在重庆住了两日。
10月10日晚，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到山洞林园向蒋介石辞行、话别并长谈。蒋介石再一次邀请毛泽东下榻于林国官邸。
10月11日晨，毛、蒋作了最后一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