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
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
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
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
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
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
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
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
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
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
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
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
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
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
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
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
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
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
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
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
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
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
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
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
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
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
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
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
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
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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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
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
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
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
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
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
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
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下旬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三十余人。莫斯科的中共留
学生出席旁听的约有十余人。大会开幕以后，由布哈林向大会作主要报告，题目是“世界革
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他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见。他的这
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
为他有正直诚实的风度。
他说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虽然避免提到共产国际政策上的错误，但也没有肯定
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对的；也没有说到陈独秀时代中央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共
产国际的指示。但却直率的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是铁
一般的事实。他根据这种论断，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关系深表遗憾。
他提到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武汉时期的种种事买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
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革命力量并不能给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援，这是因为中国革命达于高
潮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却正受到挫折的缘故。但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
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
他提到南昌暴动一事时，大声地说，共产国际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确有发出。但他没有
进而批评这个举动是否正确，和为甚么发出这封阻止的电报。他继而宣称南昌暴动是反对中
国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基本上是对的。他对于未能使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结合起来
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
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
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
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
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
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
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
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
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
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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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
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
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
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
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
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
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
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
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
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