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强制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
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
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
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
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
开始做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
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
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
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
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
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
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
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
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是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查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
间用在侦查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查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
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查电台
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
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
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
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查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
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
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
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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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
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
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
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跟均地以川陕甘边
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
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
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
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
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对，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的主力，远
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
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
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
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
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
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
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
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从最迫切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觉得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
区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批评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我们旋又得到
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
渡长江，到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
仍回到川北苏区。是时四川军对已重占绥定万源一带地区，主力则由南面向仪陇巴中地区挺
进。为了保卫这个苏区，我军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有苍溪地区渡
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
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在我军渡嘉陵江后，通江自不易守，应先行部属当地游击战争的
工作，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作战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我们曾向一般干部和苏区内人民预先解释，红四方
面军主力必须执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这个苏区因此可能暂时要忍受敌人的骚扰。
我们不敢宣布红一方面军处境艰难的消息，只强调红一方面军是较四方面军为强大的部队，
它将与四方面军会同夺取成都。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
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① “上门汉”即是男子入赘女家。
② 柬林河系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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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道防线距绥定河约有三十华里。
④ 这个数字系唐式遵部当时的公报所载，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以半数计，也是骇人听闻的。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
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
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
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不料我们这
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随之而来的，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
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且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
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我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
放弃川北苏区。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觉得他们必定渡江，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
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陡壁。敌军邓锡侯、田松尧两部，据险设防，
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苍
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地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
选择为然，，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绝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
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我们利用这一带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我们
首先要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调动五百多个懂得造船、把舵、熟谙
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像登陆艇的小船，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
可供一班人（十二人）渡江之用。我们利用这些船只在苍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①地方，训练
官兵的渡江动作，还修建由王家坝到苍溪的道路，以便将这一百只船，翻过高山，搬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