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
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
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
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奋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
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
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
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
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
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
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
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
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
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
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
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
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
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
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
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胡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
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
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
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
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
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
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
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
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
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
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
141／151
… Page 142…
《我的回忆》第一册
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
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奋相忍为国，
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
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
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
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
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
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
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
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
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
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
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二十四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
倒了，冯玉祥派了刘xx 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
狱卒将我的房们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
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令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
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
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
事发生。
那位新总司令提高声音问我：“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
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
回答说：“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
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
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
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
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
五花父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
的发展罢！”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顾仆三人，
此事与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及中共均无关系。
② 北京京报名记者邵职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
监狱，曾轰动一时。
第八篇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 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
我出狱以后，全部的局势似乎都变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反国民党倾向的增涨，在反对
142／151
… Page 143…
《我的回忆》第一册
孙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现出来。中共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异与北方军阀妥协，因而产
生了北京的国共两派分裂的危机。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是赵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逐渐实施委派下
级党部负责人的办法；赵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来的。他很年轻，在五四时系北京高师附
中学生会的代表，当时我们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共。
我入狱后，他才回国；即受任中共北京区的领导职务，自然是缺乏声望和经验的。但因他读
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能说能写，热诚负责，获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时，李大钊先
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当权的后期（即我入狱后）度着地下的生活，不能公开活动；
于是，赵世炎就一时成了北京中共党务的重心。
我出狱后，赵世炎热诚的招待我暂住在他家里，因此，我们有过约两星期朝夕相聚的机
会。他曾给予我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在法国留学四年，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我也很快的发
觉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与我分歧颇大。
赵世炎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
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他也表示过，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国民党左
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是反对国民党整个的现行政策。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可以代表北
京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且有其发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书第六篇第四章说过—汪精卫、张继与陈独秀间曾为中共
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那次谈判不仅没有获得协调，且使相互间的关系多了一层
阴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组织。国民党
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
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