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被视为是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像孟子所强调的，他必须具有完关的道德。最后是在百官体系和科举考试中得以制度化的士大夫理想，即循规蹈矩的德才兼备者应成为社会的表率与大公无私的统治者，并且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
文化发展的停滞
朱熹死后，他的理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正统思想：1313 年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其所著的《 四书集注》 作为答题的依据。结果，朱熹的学术和哲学就束缚了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理学因此推动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独特的稳定、因循守旧型社会的形成。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与欧洲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与制度发展滞缓，使得中国在19 世纪时积弱不振，面对同一时期强大起来的西方文明几无还手之力。中国的这种惰性常常被看成是历史的悲剧，亦成为后世民族耻辱的根源。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而言，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稳定，总归要比同时期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思想动荡更为可取些罢。文化迅速变化的西方社会中孕育了当今世界上高度不稳定的文明类型，生活在这种文明中的人，可能也会羡慕中国在13 至19 世纪所享有的和平与稳定呢。
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获得长达800 余年的稳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在13 世纪形成了一种平衡，并且在当时的思想、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这种完美的平衡到了19 、20 世纪，在经受了外界的剧烈破坏和撞击仍未完全打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为他们辉煌的过去而感到骄傲，大约也是很有道理的。
第07章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13 世纪到19 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间先后出现了元（1271 一1368 年）、明（ 1368 一l644 年）、清（1616 一1911 年）3 个朝代，其中社会动荡主要出现在王朝统治的末期，即14 、17 、19 世纪。
不过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中华帝国不仅包括长城以内的农业地区，亦包括位处亚洲腹地（特别是蒙古与满洲）的边缘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像汉、唐、明3 朝，往往控制了这些地方，但在国力衰败之时则往往受到该地少数民族的入侵，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会占领并统治帝国的部分地区。不过他们常常借用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来巩固大一统的统治。中国政治秩序之所以格外地稳定，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能够容忍异族（尤其在外族势力强大的时候）的统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变。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北疆草原曾经出现过的主要“蛮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
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曾不断被汉人或继起的少数民族向西驱赶。早期各蛮族多属土耳其（突厥）语系，后起的各蛮族多属蒙古语系。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从而形成有规律的政权循环现象。中国的政治生活无时不受到这些“蛮族”的影响，这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耕地与草原相毗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亚洲大陆腹地气候干燥，只有内陆河，因而无法大面积发展农业。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由于水资源缺乏而人口稀少。“蛮族”地区几乎是汉人区的两倍，但人口只是汉人的1 / 4 。因此“蛮族”的力量从何而来便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当“蛮族”进入长城以南时，常常具有军事上的优势，那么这些人的晓勇善战又是从柯而来的呢？
一、草原社会
草原居民主要靠畜牧为生。纯粹的游牧民族中，羊和马就构成了他们全部的经济生活。羊皮可制衣，羊毛可制毡，人们吃的是羊肉，并用马奶、羊奶制取奶酪与奶油。女人们收集畜粪做为燃料使用，男人们以马代步，照看羊群、马群，骑射作战或狩猎。另外有时也靠骆驼来穿越沙漠、用牛来驾车。只要能通过定点市集换取来粮食、织物、菜及其他“奢侈品”和制造武器的铜铁金属，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农业。，在短期内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但长远来看也并未完全割断与商业地区的关系。由于城市不可能在草原上获得发展，草原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就受到很大的局限。居民的财富主要用在了妇女们的首饰上，他们主要的艺术形式是称之为镰饰的金属动物造型。（这种艺术广泛分布于从伏尔加河下游、里海到阿穆尔河的广大亚欧草原）他们的语言文学非常落后。其宗教为原始的萨满教，由巫医请神驱鬼，与通古斯族、美洲印第安人不无相似之处，“苍天”则是他们共奉的尊神。
牧民们的迁徙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随着季节变化进行，如人冬前将畜群迁移到避风的山谷地带，次年开春时再迁回到平原上来。寻找牧场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迁徙并不是为了开展农业生产而争夺耕地。部落酋长随季节变化选择不同的草场并有规律地组织部落的迁徙，对定居生活，如犁地、收割、盖房、修路可说毫无兴趣。牧人完全靠天吃饭，因为一场大风就有可能摧毁掉畜群。居住在农业区边缘的半游牧民族，也同样过着这种不稳定的经济生活。他们无法积累财富，这就促使他们一再扩大与中原的贸易或进行军事扩张。游牧民族是没有什么财产的，与人烟稠密的农业区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总是相对贫穷一些。
草原上的牧人、猎户与农民不同，不必担心因为四处漂流而影响收获。他们从小到大在马鞍上度过一生，平时用来照料畜群和捕猎上的精力，战争时可以立刻用来摧毁敌人：积极主动的户外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为独立、自信、无所不能的个体（这与美洲牛仔不无相似之处）。身兼牧人、猎手和战士的草原人民不得不准备好应付一切事情：由于妇女们分担了帐篷内的事务和政治、战争之外的一切生活问题，男子们的战斗力大大得到了加强。
草原上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部族首领一般由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当他们年老体衰时就会被新的领袖所代替。大小酋长和战士相互之间保持一种效忠和保护的关系，而一个强人也往往可以很快地奋斗到人际关系金字塔的顶端。
游牧民族的强大战斗力来自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是铁制马橙的作用，它于公元初传入草原地区，为骑射作战提供了很大方便。骑手身骑训练有素的战马，并使用一种精巧的弓箭，这样他的战斗力就超过那些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从取400年到1400年，在火器诞生之前，他们的军事技术在亚洲一直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长城已不能隔断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往。这一地区降雨很少，周期性发作的天灾也给农业生产造成厂危害，汉人以谷物、丝绸及茶叶换取胡人的马匹，这种贸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牵涉在一起长城沿线的半游牧民族有时亦会归顺中原甚至汉化，但当中原政权暗弱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会归附反叛的“蛮族”领袖。反叛的领袖如果有魄力效法中原的政治制度，这样他就能够建众起一种以对商人、农民和卜兵进行统治为基础的混合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往往不可避免地也充当俩某种角色。在这种貌合神离的政权中，外族领袖往往身兼战将与统治者两种角色以维持其统治：
契丹帝国
契丹人建守的辽国（947 一1125 年）具有典型的三元国家特征」辽国横跨蒙古、满洲和中原的东北地区，像华北和满洲南部为农业区，满洲西部和蒙古为草原、满洲的东部和北部则为林区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满洲东部的通古斯人（即满洲人的祖先），他们以狩猎、耕种和牧猪为生；蒙一古草原的突厥各部，他们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完全以牧羊、牧马为生；两者之间是半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他们既种庄稼、养猪，也牧马、牧牛、养骆驼，属于混合型经济：契丹最初有18 部，后发展为54 部，在此基础上最终便形成了契丹帝国。
契丹社会以某一族为中心，分为8 大支脉，各支之间互相通婚。契丹社会也包括契丹人以外的游牧民族和在农村、城镇定居的汉人（契丹境内的汉人地位不等，或为奴隶、或为半自由人、或完全具有人身自由）。原先满洲东部渤海国的百姓则处在这一社会的最底层。
与中国嫡系继承的社会不同，契丹各部大部分都没有姓氏，往往几代之后其身份就辨别不清了。他们的祭祖活动仿效汉人由统治者所属一族掌管。他们的婚姻仍按照民族的风俗，与汉人的做法大相径庭：契丹男子往往可以娶其姨、姑为妻或在兄弟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孀。
907年，契丹各部像先前匈奴人一样形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同年他们的首领自称为契丹国皇帝。其后战事不断，甚至他的兄弟也加人了反对者的一方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大，统治者终于建立起牢固的像汉人那样的世袭君主制度。
契丹人不仅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而且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契丹皇帝大帐的护卫由骑兵射手担任，这就是后世西方人称为“游牧部落”（ horde ）的雏型。早在922 年，契丹皇帝就从各部抽调精兵组成一支2000人的类似西方“近卫军”的骑兵部队，后来人数又增加到了5 万至7 万人。
在作战时，契丹骑兵可人可以拥有3 匹战马（其中两2 为备用）；他的装束包括1套铠甲、2 张弓、上把斧子、1口刀、绳索以及干粮：平时狩猎就是他们的军事训练，一般分为5 人一组或1O 人一组，对首领保持绝对服从在开阔的平原上作战时，几十名、几百名或几千名契丹士兵组成整齐的方阵，由前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