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明代国家机器上新增加了一个机构，即雍正于1729 年设立的国家最高决策部门― 军机处。内阁仍照常处理日常事务，但军机处则与皇帝一道处理各项紧急重大事件，也较少官场上的繁文缚节。军机处大臣通常有五六名，其中二三人常常同时兼任大学士之职，因而军机处与内阁颇有重合之处。皇帝每天傍晚都要召见军机处大臣共商国是二．其制定的方针一则由特选的32 名章京（通常满汉参半）具体执行。
雍正帝勤于政事，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乾隆在位时（1736 一1795 年）亦大抵如此。当时有位大学士曾在日记中写道：“内阁中的十多余同事，每五六天值一同早班都感到劳累不堪，而皇帝竟天天如此！〃
国家与文化的统一
承袭前代的统治机制，同时屏入满人统治的因素，这只是满清维持其统治的基本条件，维持其统治还须通过利一举吸收汉族知识分子的统治人才。这种层层遴选的制度淘汰去不合格或非正统的人员一清代县一级的考试每3 年举行两次，每次录取人约2 。 5 万名秀才。省一级的乡试悔3 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l400名左右的举人，而参加京城一级的会试和殿试并得中进士者不过200 多人二这时他们大多已经年过30 ，均为各地的精英，往往派到各县做官而步人仕途。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他通过这一仪式扮演了一种“圣人一教师”的角色而获得众多“天子门生”的效忠。士子一旦入仕，就会视皇帝为道德的楷模、学术和艺术的恩主，所以对于满清最高统治者而言，真正的考验为他们是否能胜任这一角色，从而使国家和文化在“天子”的统治下保持统一。统治中国不仅需要政治和军事上的手腕，同样还需要文化上的领导能力。
康熙（l661…1722年在位）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7 岁继位，13 岁时亲政。他27 岁时平定了三藩的叛乱。他曾亲征蒙古，并大力发扬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在热河修建了行宫。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曾6 次巡幸汉族士大夫的根据地― 江南一带。在这几次南巡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淮河和黄河的水患问题及运河运粮的问题。他在1670 年颁布了16 条道德训教，即所谓《 圣祖圣谕》 ，地方官员及士绅每半月就要宣讲一次以指导百姓的言行举止。
康熙与汉族士大夫阶层关系很好，这有助于他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胜利）康熙本人精通儒家经典，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当时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康熙于1679 年开设了明史馆，网罗了152 名大学者编撰明史。另外他还开设博学鸿词科，在宫中收罗了一大批汉族学者和书画家为皇家服务。康熙在位期间还令人编纂了《 康熙字典》 、《 朱子全书》 、《 古今图书集成》 （后者远比《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更加卷帆浩繁，有5000卷之多）等书。这样，这位满洲皇帝也和明代皇帝一样，成了文化学术的热情赞助者和保护人。管理全国各地的百姓不仅需要刑罚威慑，同时也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清代全国各地都设有官仓以备荒年贩灾之用；国子监和各地学堂则传授儒家经典；年高有德者可以得到官方的族表嘉奖，地方神灵一并得到官方的祭祀，《 圣祖圣谕》 也有专人负责向百姓宣讲。清代统治是儒法参用的，里甲制即是一例。这项制度草创于秦代，从汉、北魏、唐到宋一直沿用，尽管称法不同，实质则始终如一二如宋代的保甲法，就是与静态的大陆农业社会极为适应的一套政策。明代也袭用了这一做法，并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视和告发。保甲法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当时规定，每100 户为一甲，10 甲为一保。甲长和保长由村民推选，缙绅不得担任此职，而当选者须负责传达公事、登记人口 、核对各家门牌等。这并不是“自治机关”，而是由官方规定的一种非官方机构。通过保甲制度，政府和地方缙绅把家庭变成了警察组织：
三、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学术研究：朴学
17 世纪中国学者所面对的一个重大事实是：明朝汉族统治的灭亡及异族对中原的统治：由明人清的100 年中产生了许多道德问题，像如何依靠儒家信条来防止晚明宦官的专权，明亡后是否应效忠新朝等等。晚明学者大都崇尚唐朝而抵斥蒙元，面对满清统治的现实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坚决认为，“化外之民”不可能胜任中原的统治者。有些则坚决效忠前明誓不仕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异族入侵都是内政不修造成的，于是他们转向研究前明的“德衰”（他们认为这是明之所以灭亡的惟一原因）是如何给“蛮族”入侵者造成可乘之机的。顾炎武（1613 一1682 年）即为其中的一名代表。他曾致力于反清事业，数度为仇家逼害，约1650 年后遍游中原名山大川，虽在旅途中亦著书不辍。他在游历华北时亲身目睹了农业、商业、钱庄业乃至工矿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思索的结果，便是《 日知录》 、《 天下郡国利病书》 等著作。 顾炎武誓不为清廷服务，而是将精力放在深入研究明朝灭亡原因的写作上。他对宋明理学提出了批判，同时也抨击王阳明一派的“心学”思想。他正确地指出，王氏的“心学”主张已然背离儒经而渐入禅道。他对八股制艺也大加鞭挞，认为这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使得国人在面对异族的入侵时只知空谈而一筹莫展。顾氏认为“八股”之为烈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之举。
为挽救上林，顾氏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但他对“宋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的经典。相反，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奠基者，主张以宋以前的古籍为标准研究传统文化，认为汉儒去孔孟不远，他们的著作更近圣人本义而无理学的搀杂。“宋学”则受到顾氏等人的批判，尽管其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清代学界的创新思想却大都是来自朴学（汉学）学者。
朴学学者注重归纳方法的使用及名物的训话考据，主张原典实证。这套方法首先应用于音韵之学，后推广至文字学、词源学及考据学等研究领域。这种“考据之学”大大拓宽了古典学术研究的视野。确实，这种方法有助于辨别古籍的真伪。如一位学者，在精研《 尚书》 30 年后，通过考据的方法，得出《 古文尚书》 系伪经的可信结论。这样，汉学经过顾炎武等众多学者之手，在清朝成为批判研究中国古籍的一门显学。
有人认为朴学反映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所谓“科学研究方法”只限于文学研究，并不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中国许多朴素的科技发明和发现大多来自于热爱自然界的道学而非孔门学者。中国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萌芽，从未像西方现代科学那样有意识地予以条理化和制度化。清代学者仍旧只限于书本研究而与实验等实际操作无缘。
清代对理学思想的重新评估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戴震（1723 一1777 年）曾批判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宋儒由于受到释老二氏的影响，将“理”视为先天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超验实体，对此戴震针锋相对地提出，“理”是万物的内在结构，强调“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了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仅仅儿句话无法全面介绍戴氏的思想，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像戴震这样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修正了“宋学”，但他并未推翻“宋学”。朴学家的贡献其实仍未跳出传统的藩篱。
官方对学术的控制
18 世纪时的大多数学术研究是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的。雍正帝曾兴建大量学术机构以吸引学者，乾隆在60 余年的漫长统治生涯中，命人编撰了57 部大型图书，清代的学术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政府、例如，戴震出身布商家庭，本人靠在权门坐馆教书为生。他在1773 年被乾隆任命为《 四库全书》的主编之一。该书广收前代书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用1 。 5 万名抄手费近20 年之功才‘抄写告成。《 四库全书》 起初以《 永乐大典》 为蓝本，但实际为3 。 6 万余册，远远超过前者的11095 册：全书共缮写了七部，《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 对其中的全部著作做了介绍和评价。
在编撰《 四库全书》 的十多年中，清廷篡改、销毁了反清或诽谤前代异族政权的著作在这场浩劫中，共有2300 部书被列为禁书，还有350 部亦被禁印，这些书的作者也都受到厂迫害，甚至连碑文中的姓名也被挖掉。当时的“检察官”说，书中虽无大逆之言，然多有沽名之谈，焚之可也。又如，当时某人编写词典时不慎犯了孔子和皇帝的圣讳，一家22 日全被押往京师问罪，他本人被斩首，两个儿子及3 个孙子则发卖为奴。
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
为了罗致知识分子，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是缙绅阶层。在文化领域内，平民百姓并无多少露面机会。对他们而言，道教和佛教思想仍是他们对宇宙万物看法的来源，而他们关注的中心仍不外是家长里短一类的事情。我们对“地主”已有不少了解，他们往往出身书香门第，居住在城市中，有办法也有闲暇来赏玩林泉、古董或习字作画。他们还常常阅读小说，或去戏楼观剧。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及清代的斗彩瓷器自然远在风靡欧洲之前就为中国文人雅士所珍玩。这些入侵润在中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无不精于古董的收藏和鉴别。这是他们所受教育的自然结果。他们充满了人文理想，一心沉洒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
这种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商业化城市中，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南宋的风流余绪。如以西湖著称的杭州，以美女著称的苏州均为其中代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即为当时的写真。绘画是文人雅士的一大消遣，文人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