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并非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但凭其百折不回的精神首先建立了一支缙绅士大夫队伍，之后又整肃军队，向他们灌输敬上、爱民、立德等道德信条。湘军常常跨省作战，渐渐由防御性组织发展为进攻型队伍。其次，湘军还训练水师，镇守华中一带。第三，曾氏一直盘踞在湖南，于1854 年收复武昌后才离开本省老营。不过，即便是这时，各省依旧是各自为战，各地起义仍然绵延不断。
捻军与回民起义
正当太平军于1853 年崛起于长江流域之时，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地区又爆发了捻军起义。苏、鲁、豫、皖一带原有白莲教的余党，这时发展成为盐袅“捻子”（帮）。他们活动的范围即所谓“九省通衙之地”，虽无名都大邑，但出人方便，不过时有盐袅出没，村民械斗不绝，并且常常还与回民发生冲突，此外水患、饥荒不断，人民颠沛流离。1853 年各地捻党大致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势力之大，许多地区都是只知捻军，不知官府朝廷。捻军不断扩充武备、马匹，并向当地征收赋税，很快发展起骑兵队伍劫掠邻近地区。1855 年，捻军形成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他们使用暗号手势、献血结盟，人伙时还有一套复杂的人会手续，并且效仿太平军蓄留长发。捻军与太平军先后多次合作，但内部一直各自为政，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也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过，捻军首领渐渐建立起晓勇的队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并在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先后牢牢控制了当地的兵勇、平民百姓和粮食供应。到了18 的年，捻军与太平军隐隐然已对清政府形成合围之势。
云南回民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穆斯林自元朝之后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一直很有势力。云南的回民自成团体并时常与外界发生冲突，在争夺铜、锡、铅及金银矿源时尤其如此。当地的清朝官员人数不多，也很难行使政府的权威，如一名从麦加朝圣回国的阿旬，因发现孺家思想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聚众闹事时，官府儿乎无力治理，于1861 年才用招安的方法将之勉强平定下去。不过，云南西部的回民起义在杜文秀的率领下又坚持了十一二年。1856 年杜文秀定都大理，自立为新建伊斯兰国的苏丹。他从缅甸（后者将穆斯林称为Parthay ） 获得军火补给，甚至还于1872 年遣使至伦敦谋求合作，但未获得什么结果。同时，1862 年中国西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回民起义，而贵州的苗民自1854 年以来也纷纷生事作乱。
这几场起义虽然规模不及太平天国起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一时岌岌可危。不过，内地的这些起义仍然无法产生足以取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制度，相形之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倒是趁机在沿海地区大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这场起义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成批的城池为之夷灭，与之相比，伤亡仅仅数千人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同样，早期的鸦片生意、传教活动以及第一批通商口岸也未形成多大气候。它们并未直接触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是使人们对旧的生活秩序产生了疑问，并潜移默化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制度。不过短期看来，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相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列强于1860 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的灭亡与中国政治的变革。从1851 年到1860 年，正当中国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西方一列强一反谈判做法，转而向清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之后转而又与清政府合作镇压国内的起义。19 世纪50 年代，清政府对地方（包括诸通商［上岸与内地省份）的统治遭到削弱，地方势力逐渐抬头。但在诸通商日岸，西方各国的领事建立了西式的统治机关。当时上海挤满了躲避太平军的难民。1853 年，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清朝的海关陷于瘫痪，自道台以下的官员尽数被驱逐出上海。上海洋行中的外商为求自保组织了“上海志愿军团”。1854 年7 月，英、美、法3 国领事联名要求上海道台准许他们自治并获得准许，此后在上海便逐渐形成“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各租界均有自己的武装与警察。这样，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在长江流域牢牢地攫取了一席之地，为上海日后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心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未设海关，由英国领事负责租界关税事宜并把持了内地的洋货进「上关税。租界的关税本应一视同仁，但由于中方海关官员的作梗与各国外商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种种规定实际上无法实行。但如果关税不统一，自由贸易及合法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威胁。因此，英、美、法3 国领事于1854 年7 月做出决定，由其向上海道台指派海关税收人员，以此保证各国外商利益一致，同时也确保关税能够交到道台本人手中。这即是中国海关外国监督制度的滥筋。自1855 年起，中国政府聘用英人李泰国（Horati 。Nelson 场）出任上海的江海关税务司。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几项制度反映了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的本性及中国与列强虚与委蛇的手腕。
中英、中法战争
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与国外的茶叶、丝绸及鸦片生意仍是有增无减，但广州逐渐失去了先前的外贸优势地位，排外情绪不断滋生：英国人仍然无故不得人城，这涉及到中英两国政府的“面子”问题。到了1851 年，英国已打定主意再次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但也认识到外国的侵略也许会加剧国内的动荡局势，于是暂时隐忍不发。看起来太平天国政权不会比清政府提供更好的贸易机会，因此英国在双方对峙交锋时保持了中立。
1854 年，英、美、法3 国在广州、上海与天津3 地召开修约筹备会议。清政府拒绝并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中国人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使修约问题又不得不提上议程。此时西方列强正迫使日本等亚洲国家鉴订一系列通商条约，他们亦欲通过与中国修订条约而进一步控制中国。英国认为有必要修约以扩大原有成果，于是在1856 年借口中国水师在“亚罗”号船上撕毁英国国旗，并于次年与法国（法国以马神父事件为借口）组成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中国“天子”接受西方对全球贸易及外交关系的诸般理念― 他们花费4 年功夫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一番周折，他们于1858 初攻古了广州，两广总督实际上成为联军手下的傀儡。英法联军意在满清皇帝，于是在1858 年5 月攻陷大沽炮台后又逼进天津，并于同年7 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汀《 天津条约》 ，允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二俄美作为中立国向天津派出全权代表，也签订了内容几乎相同的条约。由于各国驻京使团意欲彻底粉碎满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清政府方面的态度乃日趋强硬不肯做出让步，甚至否认条约草案中的内容：英法两国公使抵津一年后，又于1859 年6 月赴北京换约，以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为借口进攻大沽炮台，但遭到重创，有4 艘英国军舰沉没1 之后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其中包括英舰41 艘，运输船143 艘，英军1 。 05 万人，另有2500 厂－州苦力随军效力．、法国方面则派出军队63 朋人，军舰60 余艘。英法联军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后于当年10月进驻北京．而咸丰帝则仓惶逃往热河避难二〕 山于法方坐大，同时对中国亦毫无商、｝仁兴趣，致使英法两国在京期间发生鳅龄，另外英方代表额尔金亦不得不设法遏制本国的扩张要求：就在此时英方的谈判困首领在停战状态下被清政府逮捕，其余约20 名成员亦被处死，额尔金为了报复清朝皇帝，下令焚毁了圆明园飞由于缺乏弹药，兼之冬季将临，英法联军不得不做好尽早签约后撤军的打算。他们与咸丰赞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沂签订了新的和约，认可厂1858 年签订的《 大津条约》 ，又增加了租界地与赔款数额。例如，英国获得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法国方面则获得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的特权。
尽管并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进一步使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国门。
俄罗斯在满洲的扩张
俄国凭借最惠国条款，同样也获得了英、美、法诸国的种种特权。不过同时俄国人还别有所图。满清统治者j 通过《 雅克萨条约》 将俄国人拒于阿穆尔河流域及蒙古之外，俄国人因而曾转向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伯令（Bering ）于1741 年发现了阿拉斯加，俄国政府在堪察加半岛设立了卫所，并开始与日本进行接触。1799 年，俄美公司得到政府授权，垄断了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业务，其势力足以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自1812 年至1839 年，俄国甚至还一度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地区，同时，从1727 年到1860 年之后几年还在外蒙古境内的“买卖城”与中国政府定期举行边贸活动。尽管俄国不再向北京派遣商业使团，东正教传教团却源源而至，这些传教团后来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及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事机构。
中国的5 个口岸通商之后，俄罗斯也同时加紧了对后来称为“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的扩张。在整个18 世纪里，俄国人在此地不断推进，并修筑了边防哨所以防御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进攻。这些哨所很快就蔓延到从里海以北到奥伦堡及东伊尔铁什（Irtysh ）河沿岸的广大地区。俄国在侵略过程中逐渐将矛头转向了南方，开始逐步与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基辅、布哈拉（Bokhara）及撒马尔罕（ Samarkand ）发展边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