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了南方，开始逐步与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基辅、布哈拉（Bokhara）及撒马尔罕（ Samarkand ）发展边贸。1851 年，中俄两国在库尔加签订条约以加强“买卖城”的贸易管理。俄国商团的路线、人华季节及下榻处等方面都受到中方的严格规定，但同时也受到本国驻库尔加地区领事的保护。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因为中俄两大帝国都是这一地区的征服者，他们在此都需要对抗当地的好战部落以维护本国利益。
受到英国侵华胜利的鼓舞，俄国也再次侵入阿穆尔河流域，其将领即是曾于1847 年担任东西伯利亚总仔的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 ）。他于1854 年向阿穆尔河派去舰队并于次年在该河北岸设置哨所，一直延伸到与乌苏里江交汇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IDvsk ）。俄军很快就牢牢控制了这一地区。1858 年5 月16 日，在《 中俄天津条约》 签订之前，穆拉维约夫已与清政府签订了《 中俄援挥条约》 ，中方将阿穆尔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并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原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区。穆拉维约夫占领这一人烟稀少地区的讨一划终于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勉强同意。
《 中俄天津条约》 使俄国同样获得了西方列强在华的种种权益，但满洲以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1860 年，伊格那提也夫将军（Nikolailgnatiev ） 与清政府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之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俄国在东亚的胜果（而清廷则于1859 年否认了《 中俄媛浑条约》 ）。在谈判过程中伊格那提也夫费尽心机，使出了浑身解数。清军击退进犯大沽炮台的英军后，他下榻俄东正教驻京传教团，与清政府谈判了数日而未有结果。1860 年他去了上海，凭其对清廷内幕的了解与西方各国代表打得火热。当英法联军攻古北京后，伊格那提也夫作为调停人亦随之进京，趁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 年11月签订了《 中俄北京条约》 。这个条约除承认《 中俄缓浑条约》 的内容之外，又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上地（即海参威一带，俄国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割让给俄国。这样，早在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通过商贸与传教活动叩开国门之前，俄罗斯人已然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了蚕食。
八、清室的中兴
为了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最高统治者，而太平天国起义则表明“天命”并不在他们那里。到了1860 年，重建和平的惟一出路看来还得依靠清政府本身。这时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复辟”； 一如前代（如东汉、中唐），清朝在农民起义之后又重新建立起了王朝统治。这场复辟恰好发生在当时几场大斗争的关键时期，而首先便是平定太平军及捻军等农民起义。
1860 年，清军江南大营再次被李秀成攻破，迫使清政府任命曾国藩全权负责剿匪事宜。当年8 月，曾氏升任两它上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他提拔了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人才，渐渐对太平军形成合围聚歼之势。另外，英法联军攻古北京后，清廷内部的一批死硬派失势，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出面主政，负责议和善后事宜。显然，清廷只有议和签定城下之盟一法，除此并无他路可走。后来，咸丰帝于1861 年8 月病死于热河，小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一道发动了“祺祥政变”，铲除了仇外的强硬派王公大臣。他们一方面继续议和活动，一方面全力支持曾国藩等汉族大臣镇压农民起义，通过以上措施，清政府得以重新控制了政局。正如恭亲王奕诉所云，外夷不过手足之疾，而太平军起义方是心腹大患。至于新皇的年号“同治”； 即为“共同治国”之意。
外国的援助及“太平天国”的覆灭
曾国藩及其学生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于湘军之外又建立了淮军，与湘军乃成相互呼应之势。后湘军因接连失利及军费不足等原因而逐渐衰败，但淮军却不断壮大起来。1862 年李鸿章乘坐外国汽轮率淮军进驻上海，受到当地士绅的欢迎。李鸿章此时出任江苏巡抚总领粮运、海关等事务，逐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培植起了自己的势力。他向国外购买军火，将淮军扩充至7 万人，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他与曾国藩一同创办了几个兵工厂以建造西式枪炮与轮船，并且在镇压起义与第二次“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中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渐渐摧升高位。
制造洋枪洋炮的动力之一来自上海的洋枪队。最初，清政府为阻止太平军进攻七海，委派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ord of Salem ）召募外国人组建了洋枪队。当太平军于1862 年进攻上海近郊时，英法为保卫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而放弃了中立。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大约由4000名中国人组成，先后在不下百次战斗中获得胜利，因此又被称为“常胜军”。华尔于1862 年死后，英军少将戈登（Charles Ceorge Gordon）被抽调来担任这支队伍的“统领”，并协助清兵攻下了苏州。另外，由法国人统领的“常捷军”也协助清兵夺回了杭州。1864 年7 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最终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经过激战攻下了南京。“天京”顿成火海屠场：当西方列强与清朝开战时，太平天国本来可以联合“洋兄弟”共同反清，但他们未曾这么做而坐失良机。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尽管提出了美好的理想，终因领导不力导致内部倾轧、贪污腐败而终归覆灭。最终平定这场起义主要还是依靠曾国藩创建的军队，因为清政府对于洋枪队也是心怀戒备的，正如1862 年清廷一道圣旨中所云：〃 目下之计一，须假洋人之手训我军队，以图自强 ”本着“自强”精神，西方对中国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中国官员利用外资制造洋枪洋炮及训练新军上。烙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终于发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而正是这些汉族士大夫拯救了大清朝。通过洋枪洋炮及西式新军，清政府也成功地扑灭了捻军起义（ 1853 一1 868 年）、云南回民起义（1855 一18730 年）及西北回民起义（上862 一1873 年）。
中国的门户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成为在华既得利益的拥有者。19 世纪60 年代初期他们准备进一步扩一大成果，又在华北、满洲、台湾、汉口等地增设了11个通商口岸。中国沿海及内陆航道上都可见到外国公司的货轮，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鸦片进口成为合法，但需交纳一定数额的关税；多种洋货只需交纳2 ； 5 ％的转口税（这个数字只及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大量涌入内地，这对中国的“国货”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外贸事务由上海的外事监督局负责，这使得清朝海关有名无实，成为由西方人把持的一个机构。外国人凭其护照可在内地通行无阻，于是传教士得以深人民间传教，并且天主教及新教传教组织很快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
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势力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各国驻华公使有坚船利炮为后盾，主要的职责就是确保条约得到执行以及巩固本国政府的在华权益。结果，西方对中国遂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新的“蛮夷”如今确实是纵横于国门之内了。不过，即在此时中国统治者面对这种威胁仍未做出应有的爱国主义反应。朝贡制度废除了，但代之而起的条约体系只是面向现代国际关系格局迈出的一小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与传统的中国政治格局不无相似之处：享受治外法权的西方国家并未取代、而是加入到了满清的统治阶级阵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秩序以往曾成功地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如今依然屹然不动，完好无损。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似乎倒为大清朝提供了操纵牵制“诸夷”的机会〔 ：1864 年之后，清政府就依靠这种方法得以苟延残喘，而中国也得以怀着戒备的心情在接受西方帮助的同时艰难地向现代化迈进。
第11章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一、洋务运动
1868 年至1912 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 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国。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祟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正如在西方一样，这一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对编写历史和理解历史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日本史学家怀着一种力求客观的自豪感记录了本国明治维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于许多中国史学家来说却不堪回首，肯于直面史实者少而又少。无疑，中日两国的盛衰差异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偏向胜利的一方。晚清史不够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1912 年以后革命连绵不断，人们无暇顾及当年的那段历史。简言之，日本史学与日本社会一同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的史学却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长期以来仍然羁留在传统之中。出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下文所谈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只不过是一种试验性的摸索。
我们认为，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故我。概而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