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 年以后，通商口岸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引进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管理技术。如果条件合适、时间允许，中国可能会因此突破自给白足的发展模式而越过工业化进程中的瓶颈阶段。但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因而难成气候。当时日本的发展表明，工业现代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应与其他领域一道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但中国（除了在通商口岸以外）恰恰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既无明确的国家政治目标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又无稳定的货币操作规范可循，加之政府领导无方，民族企业又先天不足难以自立，实现工业现代化仍然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五、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19 世纪剩下的30 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虽然不慢，但仍然落在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后面。中国的长江航运仿照美国密西西比河航运事业的做法，但并未像欧美国家一样发展起铁路运输事业。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全国实现工业化，但在中国，工业化仅仅是在有数的儿个城市中得以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及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政府领导的无能
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当时清政府的手里，只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与政策制订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与调控可言。1890 年左右，清政府列出的年度收人约为8900万两白银，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上交朝廷，大部分都由各省自留自用了。不过，当时实际的赋税收人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至五倍，由此可见，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 年曾氏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的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氏虽大力提倡洋务，但他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无所知。19 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年这些人却因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即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是为了维护其在现有体制中的个人政治利益。直到1894 年以前，朝中大权都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满朝官员皆为她的心腹。同治帝对她言听计从。据说他在慈禧纵容下冶游致病，遂于1875 年1 月不治身亡，年仅十几岁。慈禧为了继续掌权而打破了“祖宗家法”，让自己4 岁的亲外甥继位，是为光绪帝（1875 一1908 年）； 并在光绪1889 年亲政之前，继续垂帘听政。1884 年慈禧将恭亲王奕诉免职，自此朝野上下无不俯首帖耳以奉其一人之欢。
这位女强人思想保守，善于在中央的大一统统治与新兴地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派大臣的现代化努力（如制造局与军械所）促进了地方主义的发展。慈禧只能采取合作加控制的方法来维持满清的统治，而这些洋务派领袖也依旧听命于朝廷，从未起过拥兵自立的念头。
李鸿章一生宦海沉浮，权力不可谓不大，但同时他又对清王朝忠心耿耿。1870 年之后，他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30 年之久，其掌权时间之长，在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李氏的势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他训练了淮军，这支军队的人数在2 。 5 万至4 万人之间，长期驻扎直隶、山东及江苏，其军械由天津、南京及上海提供；其次，李氏手下大约有2 的名年轻的将领、官员和技术专家，其中许多人都来自李氏的家乡合肥；第三，李氏掌管着各省的财政大权及全国的军费开支（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慈禧之重用李鸿章，表明她希望利用而不是阻碍后者不断上升的影响，从此两人在政治利益上走到了一起。李鸿章就像美国的市长，将私人的资金用于其事业，所以，他领导洋务运动既有为国为民的一面，却也不乏为个人打算的动机。
李鸿章采取“官督商办”的办法来发展民族经济。这与以前的食盐专卖一样，政府通过垄断某种日用必需品以聚敛钱财。但这种方法并不符合现代实业家崇尚动态、冒险的口味，因为它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与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不过是一种新的财富分配形式罢了。李鸿章首先发展了造船业。当时清朝仍需通过运河或山东近海的嘈运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运往北方。1872 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承运槽粮，兼揽商货。李氏起初任用潜帮中人管理招商局，但他很快便改用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改组后的船主大都成为经理人员，同时也接受朝廷的职封和俸禄。这些人又让亲朋好友在公司中担任职务，因此，轮船招商局既非官办企业，又非现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而是一种官商合办的牟利性四不像机构。在朝廷支助下，轮船招商局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自1877 年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一批船队后，更是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但英国随之扩大经营在华的航运事业，而招商局的经理们却忙于中饱私囊，公司的营业乃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将中国国内航运业的龙头地位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轮船招商局是后来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雏型，这类企业始终未能摆脱旧式官商的习气。首先，在这些企业中，裙带关系、派系斗争、损公肥私及不思进取的风气仍很严重；其次，由于公司受到政府控制，经理者为顾眼前利益，无暇进行扩大再生产；最后，“官督”常常意味着为了与洋商竞争而赋予企业某些垄断专卖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往往会导致管理者的腐败无能。抱着开办各种企业互为保障的想法，李鸿章及唐廷枢于1876 年又开创了开平矿务局，计划为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燃料，而轮船在贡粮北运后还可载煤南返。矿务局使用现代化的水泵、风扇及起重机等设施，从以前经土法开采早已废弃不用的矿区中采煤获利。靠着十几名外国技师及现代化的设备，开平矿务局于1883 年又建立了机器制造局，自己生产马达、矿车、拖船，并自办电话、电报及7 英里长的一段铁路。很快全矿每年产煤量达到25 万吨。不过，1892 年唐廷枢死后矿务局事务交由一名旗人接管，其人只知牟取私利，遂使矿务局负债亏空。19 （刃年，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接管，其总工程师即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1912 年，开平矿务局成为英国资本的企业― 中英开滦矿务局。
这样在华北地区，轮船航运带动了煤矿的发展，而采煤运煤又促进了铁路的出现。晚清官僚为了防止外国的剥削，对办铁路持反对意见，如外商于1876 年建造的吴淞铁路，次年被两江总督购回后随即捣毁。开平矿务局拥有的铁路线也是分段逐步建成的：1888 年南线建至天津，1894 年东北段建到山海关，1896 年又铺到北京近郊，全长大约240 英里。除了台湾的一小段铁路外，这段总长不过240 英里的铁路，便是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30 年后对全球铁路时代做出的惟一回应。中国铁路建设之所以滞后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首先，中国除华北地区外水路交通方便，各内河航运公司之间竞争激烈，通过水路可深入到中国内地，但铁路由于穿越水渠、稻田甚至坟莹，与中国人的生活直接产生了接触，很快就激起大众的迷信思想和仇外情绪。另外，由于地价高昂，修建铁路耗资巨大，但资金不易筹集，政府也苦于财力不足，而且当时合同及信用贷款制度也很不完善。清政府对修建铁路一事满怀戒备心理，既不许外商在中国建设铁路，同时也不准中国人向外国人借款修造铁路。
在李鸿章的工业帝国中有不少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1 844一1916 年）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盛氏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自办“官督民办”式的天津电报总局，尽管招牌堂皇，但其大约200 万两白银的本金还是通过盛氏及电报局同仁参股筹集起来的。清政府也提供了贷款，并且派兵护守电话线，以防农民因其“破坏风水”而捣毁设施。电报局每年的收人有1 / 5 流入了股东们的腰包，直到1900年之后，电报局才逐步收归国有。在此之前李鸿章、盛宣怀控制了全国的电报局，不仅人员由其指定，他们对下面人的不法行为还想方设法予以包庇。
许多国家在实行工业化时，首先发展的都是棉纺织机器制造厂，像日本于19 世纪80 年代兴建的织布厂就大大获得成功。早在1878 年，李鸿章就着手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与国外进口纺织品相竞争。清政府亦予以免税的优惠，并特许织布局在10 年内垄断全国的棉布、棉纱制造。同时织布局也购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