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断升级，很明显中华帝国的边境变得模糊起来，换句话说，变得不够稳固了。地图通常是不可靠的；历史上对一块领地的归属也常常有不同看的法，并且，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也日渐产生了动摇。不但疆域不再确定，清政府对于朝贡国的宗主地位也变得若有若无。毕竟朝贡体系这种防卫制度，主要是以儒家道德和文化的优越为基础，而不是以条约协定和军事统治为基础的。清政府或是为附庸国的骚乱承扣责任并向激怒了的外国人赔款，或是放弃对这些地区的司法统治权。在面临这一选择时，清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诱责任不肯付出赔款。就这样，琉球群岛、台湾、越南、朝鲜以及亚洲中部地区逐渐成了外国列强殖民扩张的绝佳目标。
沙俄进退中亚细亚
自1870 年中国清政府的最西北边境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中国新疆）受到侵犯以来，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便受到极大的威胁。满清政府有三大战略要地，首先是哈密（喀穆尔）一带的地区，此地为穿过沙漠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进入亚洲腹地的枢纽。哈密地区及以西的其他重要地区曾是满人向西进行军事远征的后勤基地，也是政府行政官员和那些协助清政府征服并统治中亚突厥语系同盟的大本营。
第二个战略地区以位处阿尔泰山山脉之南和天山之北的伊犁河谷大草原为中心。该地曾是西蒙古准噶尔人的故乡，在18 世纪50 年代这个部落灭绝之后，这地遍布了囚犯隔离区和军事要塞，由军事首脑在主要城市库尔加（Kuldja ）进行统治。在当地及其他边哨上，中国用茶叶、丝绸和棉织品同哈萨克部族及其西北地区交换马匹。
清政府对第三个战略地区的控制最为松散。这一地区由位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河谷上的绿洲城市组成，有时根据其主要绿洲及其在贸易通路上的核心地位被称作喀什。当地居民主要说突厥语，大多是穆斯林，这同西部绿洲贸易城市的情况十分相似。帕米尔地区一东一西这两处中亚地区通过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贸易和政治而紧紧联系起来了：它们都曾相继受到蒙古察哈台汗国的统治；13 和14 世纪都曾受到帕米尔帝国的统治；以后又从14 世纪到17 世纪受到蒙兀尔人的统治― 这个好战民族虽然讲突厥语并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却是蒙古人的后裔。
这一地区的最后统治者是祖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氏族成员，即霍加家族的成员，他们曾在17 世纪末的许多绿洲城市中极有势力。这样，喀什的霍加族统治者就同帕米尔地区西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可从后者那里求得支持。这个家族被清政府迁出这一地区后，其后裔就藏匿在浩罕（Khokand ）以及山左以西地区。浩罕汗国成为商贸发展的中心，并通过向清政府朝贡发展了贸易。这里同时也是反清暴乱的根据地。清政府在喀什的首脑曾赐予当地约270 名首领以“汗”（hun）的称号，分配其土地和农奴，这样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名义上归属清政府的统治阶级。不过由于他们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地区，因而是很难约束他们的。到了1860 年，这时清政府仅仅统治了一个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成为不断扩张的沙俄和大英帝国的侵略目标。特别是沙俄，穿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大草原向南部和西南方向不断进逼，企图兼并西部的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一则为了该地的棉花收成，二则因为该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这个地区可以进入英属印度北部。同时，清政府对喀什和伊犁地区的控制则相当薄弱，两地相隔有3500 英里之遥，靠释站往来消息要用6 个星期。这种措施只是出于传统上对西部蒙古边境的战略考虑，而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1862 年穆斯林在中国西北的叛乱，由于得到了浩罕地区霍加人的支持，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逐渐演变成一场起义。浩罕国的阿古柏汗当即掌握了权力并统治了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在其统治下从1865 年到1877 年一直是独立的穆斯林领地。为遏制阿古柏和英国在当地的影响，沙俄军队于1871 年进驻伊犁河谷并战领了霍加的商业中心。他们对占领该地蓄谋已久，早在1851 年就同当地有着相当正规的贸易往来。沙俄向清政府保证，一旦后者重新确立在伊犁的统治，他们就会撤离此地。
就这样，清政府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尽管左宗棠在1873 年率兵镇压了西北穆斯林的叛乱，但是他的军队主要是在甘肃省，同阿古柏在喀什的首府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到洛杉矶之间的距离。这其间要穿越数百英里的沙漠，一支商队须走几十天才能到达。同时，中国还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纠纷。
对这场危机清朝有两派不同的战略意见。李鸿章一派主张“自强”并主张沿海岸线防御海上侵略，而左宗棠一派则计划再次征服亚洲腹地的不毛之地，这项计划因耗资太大遭到了李鸿章一派的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朝廷认为左宗棠的意见可行并准予实施。中亚是清政府传统上用来抵御蒙古人的战略要地，为此曾一再拓边西进。为了祖宗先皇就必须重新古有这片地区。左宗棠在上海办起中外信贷来购置西方的大炮，并在兰州建成了军火库和毛纺厂。同时他命令军队在当地屯田，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来满足一部分军队的衣食需求。他在甘肃建立了一块基地，并由此不断向西推进。1876 年，左宗棠的军队穿越沙漠攻取了乌鲁木齐及其他战略要地，并对北部地区讲汉语的穆斯林“反贼”大开杀戒，然后大军驱人塔里木盆地，对待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比对边境叛逆较为宽和。阿古柏于1877 年死去。到1878 年，左宗棠重新占领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
清政府因其辉煌战绩要求沙俄撤出伊犁。第一位满洲使臣在同沙俄的谈判中表现得极为愚蠢，作出了太大的让步，以至于朝廷威胁要砍他的头。这样的外交使双方都极为愤怒，甚至彼此以战争相恐吓。但是危机过去了。1881 年产生的另一条约使沙俄得到了更多的赔款，但是中国也收复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二1884 年中国土耳其斯坦成为一个省，命名为新疆，意为“新的占领地”。这一结局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的自信心再次高扬起来，同时保守派也由此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认定中国能赶走外国侵略者，并且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抵制西化。
滞后的中国外交
清政府为何迟迟不肯派遣可用来观察敌方国内情况并保护本国利益的驻外使节呢？自1861 年以来就有西方官员居留北京，但是直到1877 年中国才派出驻外使节。这种滞后状况有其心理及政治根源。中国派驻使臣的传统是在国力强盛时向外邦遣使以弘扬皇威，国力衰弱时则是遣使向“蛮夷”求和。一旦北京进驻了一批不需叩拜的西方使臣，皇帝的威严就会动摇，外交关系则变得格外屈辱。在政治中这一受了伤的尊严就被利用了。李鸿章等主张西化的人，在同西方的接触中势力增长，而死硬保守派则认为任何同外国人的往来都是反叛行为，他们对主张西化的人进行严厉谴责，后者则不得不对此加以包容，而这恰恰最好地遏制并平衡了西化论者的势力。慈禧太后因此采纳双方意见并在这种相持局面中坐收好处。
外国扩张主义者也从清政府的优柔寡断中得益，如日本处理台湾土著杀死琉球群岛居民的事件就是一例。尽管琉球群岛自1605 年后即处于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但它并非日本的附庸领地，从前一向是附属中国的。然而，总理衙门颧预之极，竟对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不加置疑，更糟糕的是，反而为了免向日本交付赔款宣称不为台湾土著负责。于是，复仇心切的日本武士便在1874 年攻人台湾；虽然战火未燃，但中国为了让日本撤军，又不得不交付偿金。李鸿章等人指出如果中国在日本派驻使臣的话，或许可以避免这场耗费财力的事件。1875 年，在英国人试图开辟一条陆上贸易通道从缅甸入侵云南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一名英国翻译被当地武装民众杀死。英方要求中方支付赔款并向之道歉、规范中外交往条例，同时在贸易中做出让步。全部这些条件都包括在1876 年《芝呆协定》 的最后议定条款之中。中国第一位驻外官员郭篙煮于1877 年被派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致歉。他是湖南人，翰林院学士，也是曾国藩的朋友。他在从伦敦送回的报告中盛赞铁路、电报和矿井，并且他发现有200 余名日本人在英国学习技术，他对此极为欣赏。郭篙煮公然宣扬西化激怒了死硬派，这些人对他大加低毁，这样他不得不于1879 年离任。不过这时中国已向美、德、法、日、俄及英国等国均派遣了公使。
中国不愿向外国派遣使节是因为这无疑承认了外国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使中国政府十分为难。但是，一旦外国列强兼并了中国的附属领地，再自欺欺人就会导致危机。在越南的情况就格外说明问题。西方的入侵，附庸国的软弱，再加上中国无力行使西式宗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一起摧毁了旧式的朝贡制度。
二、中法战争
以河内附近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北越曾于公元前111 年被中国汉朝兼并，直到公元939 年之前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尽管北越人不讲汉语（越语同泰语相似），而且其主要文化特质也与其他东南亚民族相似，但是中国的文字、儒家经典与家庭教育、考试制度、官僚体制及中央集权制都给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越南统治者自939 年以后就按时向中国朝廷进贡，并继续效仿中国的律法和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是仅次于朝鲜的朝贡国。
19 世纪越南国力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越南国小地狭，北部的河内三角区曾是历史悠久的人口、生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