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越南国力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越南国小地狭，北部的河内三角区曾是历史悠久的人口、生产和权力中心。后来西贡南部的泥公河三角区受到了接管，该地相对比较落后，不过是越南扩张国土的前沿。而阮氏王朝新都顺化位于一片狭窄的沿海耕地上，则担负着融合南北、统一全国的任务。从社会环境讲，由于存在着非越南的少数民族，统一受到了阻碍。越南处于印度影响下的东南亚和中国两大文明的夹缝中，很难像中国那样获得民族和社会的一元性，与朝鲜和日本相比也差距极大。儒家政权及其官僚制度模糊了村社之间极大的差距，但是无法依靠一批受到正统思想灌输的乡村精英或绅士阶层在效忠朝廷的同时治理乡间。杂棵性的教派极易兴起并滋生力量，同时地方豪强还拥有私人武装。
法国的入侵
由于越南海岸边境线太长，更是难以控制，在法国传教上的努力下，天主教遂稳步发展起来，对此阮氏王朝的统治者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在外国积极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基督教汉化活动之后，基督教在当地深人人心，其教众超过了在中国的教徒人数，同时，在政治上、村仇械斗等方面也都受到基督教深刻的影响。阮氏王朝是在儒家道德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嫡长制度进行统治的，现在统治者及其保守派支持者都日益感到国外宗教的威胁。他们对此进行了抵制。直到1860年的20 余年中，约25 名欧洲传教士和300 名越南传教士，还有大约3 万越南教众在这场宗教迫害中被杀害。这为法兰西帝国的创建者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侵略机会。
法国一直苦心孤诣地试图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由于对发展外贸缺乏相应的兴趣，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转而大力提倡在东亚传教以扩大影响。法国曾在1857 年至1860 年与英军一同进犯中国，同时还入侵越南，并于1859 年占领西贡，然后又攻下了西贡周围的三个省。随即越南南部发起了抗法起义。越南官员逃走了，这样法国无法通过他们进行统治，因而只能直接进行统治并建立了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殖民地。同时，法国看到有可能在泪公河上同中国进行贸易，于是从1863 年到1864 年在柬埔寨附近建立了一个保护领地。法国主要通过法国海军才得以占领南部越南。商人那时几乎还未出现。传教士只起到了辅助作用，从1866 年到1868 年在泥公河一带的地理考察充分激发了法国民众建立印度支那帝国的兴趣，但是考察结果只是表明无法经泥公河进入中国西南进行贸易，这样一来，法国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从东京（北析）走红河一线。在这里，法国侵略者在同英美争夺霸权的同时感到重振了法国的雄风。
中法战争
19 世纪80 年代“安南”（即中国和西方所称的越南）同时接受法国和中国的统治。由法国治理，是奠定在1874 年法越条约的基础上，而由中国治理，则是基于越南统治者自1664 年以来向清政府朝贡约50 次这一事实，（最近两次朝贡分别是在1877 年和1881 年）。但是法国在南部控制着其殖民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 ，在越南首府顺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越南北部中越边境的东京（北析）； 10 余年来陷入混乱之中，中法之间相互产生了敌意。在这里阮氏王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同时中国的非正规军队― 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军队的残余也渗透了进来。随之产生的混乱状况使法国未能得到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如在红河上进行贸易等等。越南统治者支持中国非正规军对抗法军，又请进中国军队来打击法国及中国的非正规军。最终法国于1882 年占领了河内，通过条约在安南建立了一块保护领地，随之法国不得不马上派遣增援军队。中国于1883 年越过边境从云南和广西向东京（北折）派遣了正规军队，同当地严阵以待的法军展开了较量。1883 至1885 年的中法关系是敌意与谈判共存，不仅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其中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局混乱，同时交战双方的议和人员又都受到自己同胞的挟制，一经战败，败方的战争呼声就更加高涨。在同沙俄的伊犁危机中，清政府内阁中已然出现了主战派。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两次镇压起义之后，中国官员有很多是穿着文官服色的老军人，这些人由于清政府在中亚取得的胜利而信心十足。北京的六七名年轻的学士组成了“清流党”（ “purification clique” ） ，宣扬在外交上要采取最强硬的政策，以武力对抗武力。一些动辄便上奏折的人为讨好慈禧太后，纷纷攻击洋务派官员，，并且主张对俄法采取战争姿态。1884 年，法军一再击败清军，导致恭亲王被免职，军机处被解散，这样，“清流党”迅速掌握了权力。然而，随着法军的节节胜利，他们只是一再尝到失败和受挫的滋味。张之洞（1837 一1909年）是这个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也是惟一掌有大权的人。张氏于1884 年成为两广总督，他全力主战并于此显示出了他的务实才能。
中法双方几乎在刚刚出现敌意时就开始谈判了。最终1884 年5 月李鸿章同一名法国海军军官达成了《 李福协定》 ，其中规定中国撤军并允许法国通过东京（北沂）进行贸易，而法国则保有安南及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并且不向中国要求赔款。主战派为此上了47 道奏折痛低李鸿章，朝廷也不愿失去宗主国的地位，而在此之后中法之间的敌对状况并没有停止，时有零星战斗发生，伤亡更为惨重，谈判亦往往破裂。罗伯特？ 赫德身处清政府内阁之中，却并不为中国服务，而是同法国开始了秘密会谈二1885 年他派遣海关的伦敦特使前往巴黎，并依靠法国朝廷在《 李福协定》 的基础上同中国议定了和约。李鸿章于1885 年6 月在和约。签了字延长了一年的敌对状况使中国耗资巨大。一支法国舰队于1884 年8 月进攻了台湾北部；在福州湾则停泊了另一支舰队，同清朝新建的福建水师舰队的11 艘小型福州造木制蒸汽战舰停泊在一起〕 这八艘法国军舰比中国战船大，船上大炮的威力也吏强清政府五周以来犹豫难决，任由法国的最后通碟于8 月23日失效，于是法军在几分钟内摧毁了中国的9 艘战船，其中包括1866 年在法国工程师帮助下建成的船坞。
法军的陆上优势则没有那么明显。骄傲自大的法军经常在东京（北沂）的丛林中受到中国人和越南人的伏击。法军占领了河内一带的三角区，并往北向广西边境上挺进，最后占领了镇南关以南的谅山。1885 年3 月中国出其不意重新夺回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导致了法国内阁的垮台，这为中国多少挽回了一些面子。反法战争是中国自19 世纪60 年代“自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抗击现代化敌军的自卫战争。它揭示了如下一个重要事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现代武器装备就相对难以发挥作用。如果中国人没有受到一定的训练，不讲战术没有后备，消息闭塞，缺乏战略和统一指挥，那么欧洲最好的大炮到了中国人手里也是没有用的。例如，福州湾距海约20 英里，由一条狭窄的海路与海相通，沿途的炮台配备有克虏伯和阿姆斯特丹最新生产的大炮。然而，由于指挥极为混乱无章且不够果断，不但现代化装备无法发挥效力，就连传统战术也不能起到阻挡和遏制法军的作用。中国在1884 年拥有50 余艘大多数在中国制造的现代化战舰，然而这些战舰却分成了4 支舰队，号令并不统一，如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就分别归南京和天津管辖。这两支舰队比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都大，但只是防守在自家海域上。一则出于谨慎，二则官员各自保存实力并相互倾轧，因而水师未能统一作战而被敌军各个击破。
然而，同法国的战争也导致了另一结果，即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民纷纷起来奋勇抗敌。在广东，即东京（北沂）军队的主要根据地，情况更是如此。广东人民抗击外国侵略的传统由来已久。对法国人进攻的恐慌、中国政府在福州大溃败之后向法国宣战及张之洞按照旧俗用现金悬赏法军的人头― 所有这些都使广东人民的抗敌精神更加高涨。法国侵略者，特别是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甚至还未侵古广东就开始在各地滋事掳掠了。香港的现代化中文报刊媒介面向当时的比文人学者阶层更广泛的社会，进一步向读者报道令国人激奋不已的消息，这似乎也激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民族主义运动。
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0年中相对太平无事。由于俄国、法国和日本在边境地区的侵略，中国相应地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加强军事和海军建设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多方进行努力要使国家防御体系实现现代化，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一改革只能依赖于在位者能继续推行它的改革措施，然而当它触犯了当地官员的既得利益时，其改革亦往往付诸东流。
台湾于1885 年从福建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省。在台湾，这种依靠某个官员来维持发展的状况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以士大夫为核心的保守派的利益相对薄弱，这样台湾的首任总督、李鸿章的一名副官刘铭传，就得以在其六年的任期内取得一些颇有影响的成果：在首府台北建成了一个军火库，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澎湖列岛为核心创建了一支海军，在土地测量和人口登记的基础上改革了土地税，同时建成了其他一些现代化设施。不幸这位总督并非真正的孔门学子出身，而是从办团练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的，保守派对他大加攻汗并导致1891 年刘铭传被调离台湾。
张之洞在地方上推行的改革则更为有力。同法国人交战的惨痛经历使张之洞转而相信有必要进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