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东亚大陆上的这个伟大帝国尽管以人口稠密的汉人地区为中心，但长期以来一直不得不兼顾中亚边远地区的民族，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这些马上民族在中国的内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对重要的力量。尽管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惯于对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原的过程轻描淡写，但这种征服仍然反映了中华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异族通过征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它对种族一民族情绪大力镇压；通过科举制度，它又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官员，这些官员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长官绝对服从，同时，为民请命式的官员也不受欢迎。后来各条约口岸办报兴起，传教士办学兴盛一时，开始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观察，而这时清政府仍实行高度精英化的统治，缺乏有关现代民族主义的象征、语汇以及实践。另外，由于这些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洛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的坚强领导核心。清政府为了淡化政权中异族统治的色彩，曾大力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以稳固其统治，但做得并不成功。
在这种很少为人所理解的特殊政治格局中，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务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所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与外国官员各自区分职权范围，正如商人分红一样。中国政府在海关等地方雇用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同时却不改变自身的特性，这样中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立刻就遇到了种种问题。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用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上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19 世纪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在任何时候一样，都深深受到过去的影响。
结果，反对民族主义的清政府就走向了王朝统治的末期而完全处于劣势。它还足够强大，可以固守传统并镇压叛乱，同时它又太虚弱，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变革之路。因此，清朝后期能身处劣势而同帝国主义列强周旋并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功，这样的外交记录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利用自身显而易见的软弱，激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而相互竞争钳制。清朝的谈判者到处散布流言，泄露机密。他们显得饱受惊吓，无助无依。他们一边接受条款，一边收受贿赂。但是中国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有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13章 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
一、晚清的改良
日本早在19 世纪6O 年代就己经历了原始革新过程，而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还是在这一过程中徘徊。旧的秩序在受到中日1894 年至1895 年战争的冲击后开始瓦解，但它的政治结构还继续存在了15年。
清王朝从1901 年到1911 年间的最终衰亡与其说是一个崩溃阶段，不如称之为一系列新开端的显现期。体制与社会的转变早已开始，政治危机只是最后才来到。1911 年前，中国国家事实上已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重建道路在前进，这条路线在19 世纪90 年代曾得到有力的宣传，只是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慈禧太后与她的守旧派支持者们在1898 年软禁光绪帝、逼走康有为后，从1901 年开始继续推行他们积极进取的改良计划。实际上，他们别无选择。义和团战争宣告了绝对排外政策的破产，而反清叛乱又刺激了清政府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以图自救。于是保守派的改良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共和党人的革命努力在边睡地区成长起来，但在1905 年之前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影响不大，此后也一直只是变革洪流中的小股回流而已。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力量最终将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 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但即使是在这条导向政治灾难的道路上，晚清的改良并不是不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曾尝试寻求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问题。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 年出现的民族危机中十分练达地处理好了与朝廷和洋人的关系，既表示了对朝廷的忠心，又安抚了洋人。两位于1901 年7 月间向皇太后上书，提出了一个与1898 年百日维新时期相似的宏大改良计划。在上书中他们委婉地陈述了几个严重的事实：“民意和30 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羡慕外洋的富庶而耻于中国的贫穷。”他们羡慕外国军队的纪律，钦佩海关司办事人员的绅士风度，外国租界治理的井然有序也令他们叹为观止。此外“叛党”的势力亦日益嚣张，革命党人开始散布颠覆政府的主张。这两位提出的改良方案条目之多前所未有，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培养新一代精英着眼，教育仍被视为当务之急。
教育：新式学堂和新式学者
这一教育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更为有效地培养和遴选官员。它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惠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普及教育，也不是推行有益于个体中国人发展的开明教育。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安抚那个时代正在任期内的学者型官僚和用传统方式培养的应试举子。这两类人都对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莫大的依恋。解决方案是一种妥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行政建制级别相应的各级学校，分别设在县治、府治、省会和京师，形成四级体系；这一教育体系与传统科举制度并行不悖，学生最终进入科举考试体系以接受国家的选拔。10 年之后，由公众捐款支持的新式学校便被用来取代了科举体制。同时，该计划也希望两种体制能够并行不悖。新式学校的考生与用传统方法在私塾里培养出来的考生将同样能参加定期的考试，而考试内容将会有所更新。八股文将被首先废除，上日式的书院将改建成政府办的学校。
不幸的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传统私塾教育方式准备应试科举、进入仕途会继续保有费用低且更方便的优点，因而比耗资巨大、历时数载的新式学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大多数举子对政府办的新式学校都敬而远之。而另一方面，在活跃的具有近代化思想的年轻人中，新式学校面临着外国基督教传教团在一些重要城市中建立的教会学校的竞争。到1905 年，新教传教团拥有大约389 所“中、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其中有1 ； 5 万名学员就读。这些机构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通过扶植基督教、宣传个人主义、推动妇女教育和全面提倡西方生活方式，正在设立一个革命的典范。这些机构拒绝让他们的学生祭孔和参拜皇帝，而新式学校是有这些要求的（清廷的针对性举措是不接纳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仕途）。中国的私立近代化教育也在此时开始。1 例只年，北洋水师学堂一位精干的毕业生张伯菩在天津开办了一所中等学校，后来他取得一块土地扩大校园，到了1 酬为年发展成南开学校（即现在的南开大学）。面对固守旧式科举制度的保守派和支持教会学校及私人学校的新派人物之间的竞争，张之洞于1903 年得出结论，认为除非旧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通向仕途的选择得到废止，新式学校既不能保证自已的生源，也难以得到民众的经济支持。1905 年，在各省大员的敦促下，废除科举的伤令终于在第二年得以实施。现在，政府教育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新式学堂上了。1906年，政府成立了教育部来监督这些新式学堂。
师法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要求在中学以上的学校里通过专业化教学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