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但六国财团一方面申明自已实际上有垄断向中国贷款的实力，一方面要求袁世凯以盐税作抵押，并且必须通过由一个中外双方共同管理的类似海关司的机构来征收盐税。所有不同信仰的爱国人士一致反对这一系列条件。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3 年3 月改变了塔夫脱1 峨为年时申明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立场，否定了美国在这些事务上继续参与财团活动的可能性，理由是这些贷款的条件威胁中国行政事务的独立自主。经过14 个月的谈判，由银行团提供价值25 佣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还是于1913 年3 月26 日签了字。这一借款活动是袁世凯在未经国会表决，于暗杀宋教仁案证据发布的当天与银行团中剩余的五大国银行签订的。由于债券是以90 ％的票面价值发行，另有6 ％的佣金单独支付给银行，中国实际上只得到84 ％的款额，约2100 万镑，但是在1 叹巧年的最后期限前却要偿清全部本金和5 ％的年息，总计金额为6789 。 3597 万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粉碎人们对反对党的希望并通过借款来支付他军队的开支，主要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他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和平。在1913 年年中，他仍然得到“进步党”的支持，为众多国民党人所容忍，并有北方诸省的军事长官，即其北洋军队中嫡系作后盾。正因如此，他轻慢地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让步，将华中和华南诸省支持国民党的军事长官革职，并同时调动军队随时镇压这些拒不受命的将领。针对袁世凯的嚣张，在1913 年的7 、8 月间，7 个省的政府不顾他们军队武器装备的低劣，再一次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由此开始了短暂的“二次革命”。这次运动既没有发动群众，也未得到外国的支持，在两个月内几乎兵不血刃便被镇压了下去。孙中山、黄兴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逃往日本，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重新开始，而袁世凯部下的将领们把他们的势力扩一张到了剩下的几乎全部省份。
议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时得到国民党温和派帮助的进步党于1913 年9 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内阁。这个内阁由袁世凯的一些亲信组成，其中也起用了梁启超做司法总长。袁世凯的目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他希望自己通过法定程序由国会正式选为总统后摆脱国会。他使用贿赂和武力胁迫国会对他惟命是从。10 月6 日，国会最终选举他为总统。7 日，他通过外交上的一番要价，成功地让儿个大国承认了中华民国。10 月10 日，他宣誓就任由国会选出的第一任大总统。不久他就破坏国会。11 月间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了国民党籍或前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共438 人。1914 年1 月，他先是宣布国会暂时休会，接着终止了各省的咨政会议。2 月，内阁辞职。54 岁的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尽管后来的爱国者对袁世凯的行为唾骂不已，袁世凯当时用蚕食手段瓦解议会制度这堵薄墙，公众中好像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大的触动；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刚从各通商口岸和各省会城市中显现出来的一些未来的议会主义者：列强、蒙昧的民众或城市商人阶层中没多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文职官僚、军队及大多数省军事长官则安于独夫统治，惟求自保。一与日本政治中责任的分配不同，中国式的政治实体惯于由一人在上平衡各方利害，最后一言九鼎，做出裁定。袁世凯现在正是这样，在一部新近制定的宪法旗号下，通过指定设立的机构发号施令。这部宪法就是于1914 年5 月1 日制定的《 中华民国约法》 ，它赋予袁世凯以独裁者所需的一切权力。他钳制出版业，鼓励由士绅和遗老推行地方自治，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并重新确立儒教为国教。他一下防弹车，就在天坛行古代帝王的祭礼。1915 年底，他成了终身大总统。
外交关系：中华民国与外国列强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失去对前清两个边疆地区的控制。西藏和外蒙古开始分离出去并与英国和俄国的关系日渐密切。相反，它们与北京日渐疏离。中国人在民族一种族自决的名义下驱逐走满洲人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领导人对亚洲内陆省份和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袁世凯在北京继承了前清的权力之后，代表中国申明了中华民国对那些地区拥有传统上的主权。俄国、外蒙古和中国三方很快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允许外蒙古自治。这项协议默许了实际上俄国对外蒙古的支配地位。英国也如法炮制：中国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允许西藏自治，这当然允许英国享有在该地区的永久性利益。1913 年11 月7 日，俄国和英国最终一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与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发生的，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国内税务机构操纵的加强。继承赫德海关司总监职位的英国人于1911 年n 月得到清廷同意，对海关岁入的管理做了根本性改革，因为此时的海关司已经完全成了中国偿付贷款和对外赔款的机构。在此之前尽管海关司的外籍专员只是向北京政府汇报一下他收到的账目单数，但这笔收人至少还经过海关司中国监督的手。而现在各省都已宣布独立，中国的海关体系和对外信贷及偿债能力要得到保全，就只有让外籍专员每收集到一笔收人，就通过海关总督汇给驻上海代表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国际银行集团。在革命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多国领事团在1911 年年底完全接收了“混合法庭”。这一次外国势力对上海和海关收人控制范围的扩大，与一个经过改革由英国人充任总监的新盐务局一起，造成了与早先许多不平等条约一样利弊难明的后果：它们在短期内帮助了中国政府，从长远来看却在继续蚕食中国的主权。中国的偿债信用得到了保证，方便了外国贷款的流人，并且盐税收入也大大增加了。
另外，条约体系的一个利害难定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贪婪会因其他列强的妒忌心理而受到遏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分散了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日本有了可乘之机，开始侵略中国。1914 年8 月，中国宣布中立，但是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后，派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登陆，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这一做法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此后，日本又于19 巧年1 月8 日，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5 款21 条要求。其中的第五款一系列要求意在通过设立日本顾问体系以控制中国政府及警务，垄断中国的军火贸易，参与中国军备建设，以及福建省的开发建设。袁世凯故伎重演地将这些令人发指的条款透露给外国报社，这迫使日本政府同意将第五款留待‘旧后协商”；但当日本方面的5 月7 日最后通碟日期将至时，他迫于压力接受了前4 款的大多数要求。没有一个列强站出来维持公义，尽管当时的英国大使认为‘旧本对待中国的行径比德国对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更加卑劣”。中日之间于19 巧年5 月25 日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体现了日本这些要求，这些条约确认了日本在山东和长久以来已被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东蒙的支配地位。此外，日本获得承认在华中的汉冶萍工业基地享有特殊权益。很久以来，汉冶萍就一直被用做向日本贷款的担保，连孙中山在1912 年也这样做过。这些条约虽然从未经过任何一届中国国会的批准，日本却把它们视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特许状。由一个代表着日本新兴工业集团利益的内阁提出的21 条，其目的基本上是与经济有关的。但21 条在中国产生的反响却主要是政治上的，它们的无理要求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各地发生了集会、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强烈抗议。
衰世凯的皇帝梦
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 巧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他连自己都不再相信，只知道凡是人都如梁启超所说的一样，“惧锋刃而爱财货”。这一政治信念的匾乏最好不过地体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努力上。1915 年8 月他在幕后操纵，指使人发动了一场帝制运动。这个运动充斥了要求袁世凯当皇帝的团体、全国范围的民众请愿、由选派出的代表一致通过的投票、旧式奏折一样的上书和其他一些伎俩。这一切只有一个意图：劝袁世凯称帝。为了对这些制造出的“民意”表一个态，袁世凯在一番恰到好处的推让之后，于19 巧年12 月接受劝进，答应即皇帝位。他建元“洪宪”，以1916 年为元年。但这一切终成泡影。
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将士离心。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反对。日本发动了几乎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列强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国国内军界的反对加速了袁世凯政府的倒台，这些反对情绪受了梁启超等人的鼓动。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视历史为不可逆转的力量，此时则积极宣传保存中华民国的国运。他和他的一位湖南籍学生共谋反袁。此人时任云南省都督，控制着袁世凯势力鞭长莫及的地区。1915 年12 月25 日，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的6 个月里发生的战事有限，谈判却进行得密不透风。先后有8 个西南省份宣布反袁，而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大典，接着宣布放弃称帝，最后于1916 年6 月6 日忧惧而死。
其间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在中国，权利已不再被认为由非人格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