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而死。
其间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在中国，权利已不再被认为由非人格化的天所赋予和认可，或统制者通过一套灾异说就可让人民默认他的统治。相反，有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这个国家的实际代表― 人民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在1919 年之前漫长的年月里，天子作为一种传统已经逐渐开始丧失他的作用。大命已经被民意所代替，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否成了统治能否持续的关键。被理想化的“民”的概念浸透了新的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民军”、“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等即是例子。尽管只有少数上层人士而不是广大民众要求建立近代代议制度，强人政客袁世凯对这个代议制概念还是过于轻视了。从传统观念上审视，他失信于他的部属，又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为他尽忠？
地缘政治力量也合力反对他。因为各个具有独特地理、文化和行政制度的省份自从1850 年以来，相对于北京的独立性不断加大。另外也存在着使历代王朝劳心的气候、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这些无法消除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不同集团利益和观点的相左冲突。袁世凯死后，外国势力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而其后任不间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把他们逼人绝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在通商口岸古据的战略资源，并且其权威得不到地方的认可；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具有极多的利益和强大的实力，这使他们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省份；第三，五国财团内外的外国银行可以用它们的生杀予夺来造就和瓦解中国的各届政府；最后，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技术一狗范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铁甲的火车和自行车，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文化革命进程和旧秩序的瓦解。
1916 年至1928 年间，中国被混战不休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瓜分；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疆地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军阀实际上处在两个时代之间。他们既不处于以往两个王朝间的转折期，只需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变革能够导致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但他们也不是怀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领导人。他们扩充并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军，使用铁路交通和内河汽船航运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在他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政体。革命党人在1911 年有党无兵，没能掌握权力；如今的军阀，有兵无党，同样地软弱无力。他们不断利用、滥用国会和口号正好说明他们缺乏充分的原则和制度。1913 年以来，军备复兴，党派却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够将新兴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府崩溃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到达了混乱的极点。
当年成百上千满身勋章的指挥官们率领各自的军团互相搏杀的历史场面中具有某些典型特征。首先，一名军阀必须有强悍的个性、下属和军队。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训练他们，赢得他们的忠心，然后是发给他们军饱，供给他们装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从一个大城市、一个省、一条商路、铁路的收入那里，从其他军阀或外国势力那里得到支持。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可能给予他战略上的优势，但这个地区的人民只能向他提供军粮和壮丁。这一点和在农民中得到支持的现代游击战争“根据地”具有本质的不同。典型的军阀部队在当地人民中毫无基础可言，他们征税并鱼肉乡里，无异灾星，人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一支军阀部队开进一个新省份时，往往至少能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们可以抢掠一空后开拔走人。
但是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割据混战的军阀并没有其他统治方式来代替军队。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
最后，我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一直不很明确。一方面，军阀们是如此贪心和卑劣，不时背信弃义地使用诡计，几乎使人想起《 二国演义》 中“多智而近妖”的人物。但当旧的权力结构失去首脑，它的下层机构却还继续存在并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全国性的机构。军阀们最终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于是他们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可以与国会和咨政会合作，甚至召开各省军事首脑会议。由于他们缺乏从事近代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力，互相争斗的军阀们始终无法超越地方割据的层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中国国家的存在。在此期间，北京政府继续对外行使外交职能并保留、维持了多项行政职能，无人打算改朝换代：时代已经变了。军阀和军阀之间、国会议员之间以及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各种争斗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变化，但大势所趋，国会不断被削弱，而国家则日益分裂。起初，梁启超和其他一些原来的“进步党”成员组成了一个“研究系”，在总体＿上努力寻求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但遭到南方国民党余部的反对。随着控制华北和华中12 省的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国会和政府的操纵，南力‘诸省逐渐疏离北京政府。在第二阶段，南省人士于1917 年退出北京国会，这是一个转折点，它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 上本，孙中山重新以早期利用秘密会党形式发动革命的方式于1914 年7 月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他希望这个党能成为一个服从领袖的、纪律严明的革命四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革命党人缺乏纪律的缺点，而这正是革命事业屡次失败的原因。但是黄兴和其他许多人拒绝宣誓效忠孙中山；这次重新策划革命的努力显然不符合民主原则。同时，它也没有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爱国主义运动产生吸引力，因为孙中山在1914 年召开的革命党大会上删去了民族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原以反满为宗旨，所以这时孙中山很奇怪地认为民族主义已经毫无意义。他此时放眼亚洲，希望与日本合作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和时代的主旋律脱节，孙中山对1916 年袁世凯的倒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17 年，孙中山重新崛起并加人到军阀们的争执中来〔 〕 7 月，他和其他国民党同志率领当时中国海军的大部分舰只来到厂一东：）在那里，他召集了250 名国会议员组成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但是掌握实权的是当地的军阀。孙中山在广东竭力联合当地实权人物，这与梁启超在北京力图改造军阀政权创为文职政府一样，举步维艰。1917 年8 月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为支付国内混战的军费开支而大肆向日本借款，借口是“准备与德国人开战”。这就是“西原借款”。北京当局这时与日本结成军事联盟，聘请日本军事指导，并且与被称为“安福系”的一名亲日派政客及军阀集团密切合作。许多爱国人士抗议当局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以求后者支持扩建自已的军备。梁启超最终怒不可遏地退出了政坛。在南方，孙中山的广东国会也分裂了。一个称为“政治系”的小集团开始与军阀合流。尽管如此，军阀们还是开始暗杀孙中山的追随者，迫使他于1918 年5 月辞职返沪。当时“桂系”广西军阀集团控制了南方，而北方则是“安福系”的一统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北双方迫于压力开始弥合双方的分歧。于是1919 年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合作事宜，但毫无结果，1920 年，中国的分裂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南北方的少数派们通过争取一切盟友把原先执政集团赶下了台，但仍无法确保对地方的控制。
1922 年后，中国文职政府的分裂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并开始在南北方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北方，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抛出了新的领导人，这些人一早年并不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有三位人物最终站到了前排，其中各方均采用了联系第二方打击第三方的策略，于是任何一方都不免被自己的盟友所出卖。这汽位是：
一、张作霖（1875 一1928 年），人称“东北王”J 此人早年做过土匪，在日俄战争中与日本结盟而发迹，1916 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有东北的丰富资源做后盾，经营着远离华北的东三省老巢。
二、吴佩孚（1872 一1939 年），早年受儒家经典教育，后入保定军事学堂跟随日本军官学习军事，成了一些中国人和英国人安定中华的希望。
三、冯玉祥（1882 一1948 年），农民出身的赳赳武夫。11 岁起当兵，后毕业于保定军事学堂。1913 年他受一位基督教青年会长老的洗礼，信奉了基督教，他的外国传教十朋友们戏称他为“基督徒将军”、：他要求部下服从军纪，追求清教徒式的理想，崇尚简朴的生活、务实的教育和社会改革。他于1924 年率军发动北京政变，打破了北洋军阀的权力体系，最终摧毁了代议制政府的空架子。
这些军阀和其他割据势力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尽的千丝万缕般的关系。1922 年到1926 年间爆发了6 次省际战争。它们给已被无休止的掠夺和沉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造成通货膨胀、贸易中断、铁路线和水利灌溉系统等公用设施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