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蒋介石和孙中山遗婿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宋美龄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从此他和蒋夫人一样成了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通过夫人、妻弟宋子文（哈佛大学毕业生）及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奥伯林学院毕业生）的关系与西方保持联系。他任用这些有美国背景的亲戚主持财政，安排有日本背景的老同事主持军事。在党派政治方面，算不得国民党元老的“外人”― 蒋介石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处理好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关系，并通过拉拢、分化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及其嫡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1927 年，蒋介石数次和两派中的一派合作以打击另一派。之后，他和胡汉民合作把汪精卫排挤出政坛。1931 年胡汉民和汪精卫结成联盟，而蒋介石却因日本的入侵而成为不可缺少的军事统帅。后他又与汪精卫合作了4 年。1936 年胡汉民死去，蒋介石在1938 年成了国民党领袖。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1935 年遇刺未死，政治上的失意和个人私怨使他于1939 年投靠了日本人。
“蒋委员长”很及时地驾驭住了党政军这套三驾马车，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动用服从他个人意志的官僚机器稳住了地方势力和竞争集团。他的军队主要由“黄埔系”军官指挥，这些人是他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的学生。他们控制了庞大的军事机器和秘密警察组织，压制广西军阀和其他地方武装势力。在党内，蒋介石的左右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通称为“CC 系”）为首的“组织系”建立了主要培训公务员的中央政治学院、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这个派别的各机构有它们独立的人事档案、经费来源和秘密警察组织。二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政治系”，这是一些与实业界有联系的政客和官员的松散组织，部分源于梁启超的“研究系”。国民党从来没能对它的成员严加约束。它能控制的党员人数在200 万到《 旧万之间。在它的党建结构上，不断扩大的党员人数产生的影响被党内高层不断加强的集权倾向所抵消。1924 年召开国民党一大时有150 名代表；1945 年召开的六大囊括了各界知名人士，代表人数达到仪旧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 年成立时，有24 名正式委员，17 名候补委员，但到1945 年便发展到222 名正式委员和90 名候补委员。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只开两三次会，它的权力便集中到了常务委员会手中。最初常务委员会只有8 名委员，后来扩大到50 名，几乎每周一次例会。由于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党内要人竞相向最高领袖靠拢。由于训政时期（1928 … 1948 ）掌握政权的是国民党而非人民，通常领导政府的政治局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像组织部、情报部、社会事务和境外事务部等一些原本国民党属下的机构承担着中央政府某些部的职能〔 。党政就这样互相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中国党派政治的第一次试验就显示出许多封建王朝统治的痕迹：所有基层军事和文职官僚机器在最高政治层才统一起来，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由具有延续性的政党实体选出的最高统治者手中，而后者则于各个政治层面上在或公开或秘密的监督人员协助下开展工作。
军国主义的发展
很多证据都表明，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把注意力从国内改革上转移到加强军事防务方面，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当日本军国主义在持续14 年的侵华战争（ 1931 一1945 ）中最终失败时，中国政府或政府的残存力量要重建国家也只能依靠军国主义政策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国民党政府逼上了相同的军国主义道路，使它否定了在二三十年代所受的西方影响，也失去了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华民族各种问题的机会。在承认这种观点正确性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政客得以发迹的原因。自从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政府就开始在摒弃阶级斗争的同时投身到统一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去。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即共产党人所称的“黄色工会”）受到政府支持，与左派工会展开了竞争，但农会却普遍受到压制。由于未能在农村发动群众并取得支持，国民党政府只好独力与残余军阀作战。1929 年召开的统一善后会议未能就裁军达成协议。军阀割据消失得异常缓慢，军事统一全国的目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国民党内有一派反蒋势力集结在广东，而云南、四川、山西、新疆等地的军阀只是表面承认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1934 年前在江西、1934 年后在陕西一直是一个地区性独立军事集团。日本军队则从1931 年起在满洲、1933 年起在热河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股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地方军事力量。中央政府的军队年复一年地在国内各地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力量打打停停。在这方面，南京政府的相对胜利就是蒋介石的胜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军事机器越来越不像以前国民党领导下的苏式党军。相反，它日益成为对其缔造者与军事指挥者惟命是从的小集团。
蒋介石在1927 年辞退了苏联军事代表团后，转而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接受德国援助并采用了和日本极为相似的德国军事组织结构。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军队及其指挥官自成体系，并不由国防部长管辖。国民党军队同样独立于文职政府之外，并且不受立法机关的干预。军事委员会在各军事部门之外也不断增设为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的机构。在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中，黄埔军校毕业生毋需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就能担任要职，并在不受预算限制的情况下挥霍国民政府的收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中央军很快就扩充到了30 万人。要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国家财政不胜负荷。上海和南京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到处构筑了防御工事。兵工厂制造出德式武器装备，德国专家得到重用，而他们还未见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合作的战术，但早晚会遇到“运动战”和蒋介石的“焦土战术”。
经济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10 年里，国民政府效法了集权制程度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主要是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但是，当国民政府试图将预算制度和审计程序推行到自行其是的军队中去时，这一计划在这个一向无法无天的部门中搁浅了。至于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实现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就更成了空话。此时美国自己正经历着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尚无通过政府间项目开展对外援助的打算。
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是财政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仍有30 多家外国银行在营业。它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还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政客、军阀、商人和投机者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它们一度控制了上海白银贮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上的硬通货。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其资产高达5 亿美元。而政府所属、地方支持或私人经营的一百来家中资银行则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及向政府贷款。
为给革命战争筹款，国民党于1924 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1928 年后，它迁到上海，成为发行国民政府货币兼作国库的国家银行。不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参股并垄断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形成一个欧式中央政府银行集团。在所有中资银行中，四家银行拥有2 / 5 的资金储备和一半以上的存款。
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直到1933 年。在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包括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人、取消厘金和废除沿用已久的银两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1934 年后美国实施了吸纳境外白银的政策。白银的继续大量外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中国从1935 年起推行了一项货币改革，即在国家控制下发行纸币以代替白银，同时动用一部分外汇来支持纸币。这一政策旨在稳定国际市场上中国货币的价格，并进一步建立起不受外国势力干扰的银行体系。尽管国民政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不无成就，但由政府通过信贷合作机构或农业信贷署（成立于1937 年）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以发展经济，却毫无可能。此时的农村银行信贷只能用来满足季节性短期贷款的需求，尚不适合为长期生产性投资提供信贷。它在农村的力量只能和旧式的高利贷行业竞争。当时制定的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蓝图中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这些项目包括了从开发荒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到控制虫害、改良种子、改进工具和农作物以及牲畜的品种改良。同时引进的还有美国式的大型农场。但在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乡村一级，政府并没有做出持续有效的努力来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效率。
社会财政状况在现代通商口岸的经济部门里显示了同样的集中趋势。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南京政府放弃了在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而让予各省政府。这样，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广大内地的控制。放弃历代王朝主要收入来源靠土地税的做法表明南京政府力图避免触动农村的既成格局。与此相反，国民政府有50 ％左右的收人来自海关税，而这个比例在美国仅为1 ％。此外，它对烟草、煤油、面粉等公众日常消费必需品课以重税；政府还从盐务垄断上获取了巨额利润。由于不征个人所得税，普通消费者和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公众的购买力在消费循环里不断被削弱。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来弥补年度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25 ％。而四大银行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