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始对越南北部实行连续轰炸。由于得到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所以北京只好坐视这场家门口的战争，而承受无力保护友好邻邦的耻辱。同时，1965 年北京也遭受了其他外交关系上的挫折。6 月中国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未果。ro 月，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未遂政变导致大量亲华印尼共产党员被杀。这些事件促使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
党内问题
在60 年代晚期的社会间题背后存在着深层创伤。首先，在新近投身政治的人民中存在着贫困和期望两者之间的矛盾。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飒，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人了每一支稻穗。在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而现在则反映了政府规划的失当。中国共产党为负此重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结构。但集体单位的管理者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譬如长征年代的党政领导并不忌讳送子弟上特殊学校。简言之，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新的党一政一军权力机构就是一个特权组织。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受到严密控制的集团，对其地位和安全极端敏感。上层守旧派日趋保守失去革命性，下层则因受压制而感到失望：革命者取代旧政权后反会继承它的恶习，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产生的鸿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的纵容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形成。
官僚结构内部还存在着斗志和动力的问题。党负责监督所有党员的思想行为，要求他们忠于党、服从党纪。他们从非党员中独立出来，深人参与“党组织生活”：不断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报告下属的情况并想方设法在人事、安全和监察部门的秘密档案中留下一个好的纪录，因为不管是否在党内，一名干部的个人材料几乎比他本人更为重要。他永远不会见到这份档案，但是他知道里面有关于自己的个人履历、家庭出身、政治观点和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的个人陈述。可疑的个人会受到系统的审查，如果遇到一场运动，有问题的个人当然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古代的科举制度使人们在思想上禁锢自己，共产党的制度则让他们在精神上恐吓自己。除了在运动中批判各类丑恶思想，党还不时地找出一批人对之进行系统的批判和当众游街，这让人意识到，如果不是党的宽大，他们之中也难免有人被游街示众。这些公于付十｛‘让人深刻体会到党的权威。动员一些自认为可能受到牵连的人严厉批判那些饱受游街示众之苦的同事，这也是当时常用的一种牛争方式。〕 其结果，“运动”这台制造社会变革的机器到了60 年代开始失去它原先的效力〔 ）卜部们学会了怎样不发表实际意见而顺利通过各种会议程式。他们学会了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私交，以免日后被好友出卖而受到批判。积极分子已经掌握如何驾驭运动，如何在动员期伪装出进步和热情，而到了巩固期则变得恰如其分地谨慎和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整个党组织已经学会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大潮下自保无虞，但是它也正在失去真正动员群众的能力。
修正主义的问题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许多党员已经对毛泽东不切实际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冒进方法失去了信心：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也反对毛泽东的革命狂热，认为这只会阻碍经济的恢复。他们忙于解决上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毛泽东于1962 年底发动又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们表现不够积极。毛泽东发起的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
建立于1955 年的苏式职业军官队伍中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倾向。这些军官向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干预军事指挥做出了挑战，他们支持苏式军队的统一指挥原则。随着军队中党员人数的减少，党组织的地位也逐渐下降。但在1959 年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并被指责与苏联人有接触而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后，惟毛泽东马首是瞻的林彪接替了他的职务。军队又吸收了很多新党员，连一级的党委重新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党员阶层这时在深人到连和班的军队基层建立了它的组织，党性教育和政治监督一起得到了推动。政治工作者维持这一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时防止见解相似的持异议者结成私党。军队受到了彻底的党性教育，从而在1964 年发动了一场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1965 年秋天，军队支持毛泽东发动一场他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运动，更准确地讲，这是一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
毛泽东的圣战
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名义上从1 叭涌年5 月开始到1 ％ 9 年4 月结束，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与其说这是一项有控制的计划，不如看成是第二次革命。当毛泽东面对公开批评他的人，他发现党内支持这些人的力量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和1956 年“百花齐放”运动中的批评相似，反对意见的普遍存在令人吃惊。但这一次反对意见出自党内。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在党外发动对他的支持。公共场所很快就充斥了群众集会、游行和把毛泽东比作“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宣传展览。几百万青年由于极度乃至过度兴奋而极度疲惫，但不久就恢复了亢奋。在这些活动中最高领袖对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但与斯大林利用党组织秘密从内部对共产党进行清洗不同，毛泽东公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组织从外部对党进行清洗。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处决了几百万人，而支持毛泽东的人则依靠人民解放军，并使用公开侮辱的手段和使用殴打和监禁等手段对付反对派。
毛泽东的第一步是保证他对处在中心地位的大众传媒的控制，所以首先冲击主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人和北京市委。他走出党组织的圈子，召集了一帮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充当“红卫兵”，并亲笔为他们题词，号召他们“炮打司令部”，希望他们“发动革命，学习革命”。另外，他在党组织之外还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其妻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1966 年秋天，在军队的后勤支持下，1100 多万“红卫兵”云集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尔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进行他们的长征― 在公共场合他们武力冲击所有被认为是代表“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的人和事物。1967 年1 月，毛泽东进一步深化发展革命，号召直接冲击党组织，像1870 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样发动“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此时开始出版的上百万册“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 ，给每一位革命积极分子带来了可供参考的大量“语录”和用来表示忠诚的护身符。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控制了大众传媒。党内实力人物逐个受到冲击，无法团结起来抗拒形势。结果，党组织彻底崩溃，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清洗。
为了取代旧的权力结构，毛泽东最终号召在各级政府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新鲜血液）、军人以及经过革命转化的党内老干部组成。党组织在各处艰难地反击，派出自己的“红卫兵”，一面表示忠于毛主席，一面又不断击败他领导的“红卫兵”。地方宗派逐渐开始“武斗”以致乱到了不得不时时动用军队于预以恢复秩序的地步。到上％ 8 年1 月，全国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这些组织内部并没有建立起有力的领导核心。最后，对党组织的冲击使军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政府权力，他们古据了政府要职并继续经常性地对知识分子和官员们进行打击。在这个疯狂年代里，大中学校已经停止招生好几年。知识分子和专家受到批判，学生则在宗派斗争中接受革命洗礼。1 ％ 8 年秋天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包括前红卫兵战士在内的几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1 肠9 年4 月召开的“九大”选出了以军人为主导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党章中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70 年代，一些大学慢慢开始恢复招生，但其学生来源并非通过考试竞争选拔，而是由学员所在生产单位群众提名保送。因为竞争性考试仍然会产生一个知识特权阶层，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在中学毕业之后工作过两年才有资格被推选人学，大学毕业后还必须回到原单位工作。这种希望一夜之间就把工人、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做法，由于学员在中小学校中基础打得不好、识字不够多而失败。知识的掌握不可能一娥而就。比较见成效的是为“赤脚医生”提供基础公共卫生培训以使他们能够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城市公务员则被派到“五？ 七干校”接受轮训，这种真正的农场锻炼在于体验农村体力劳动的艰辛并不断除去身上的剥削阶级残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体验农民靠土地吃饭的生活是一次很艰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并非像“大跃进”那样使经济建设陷于停止，但其意识形态倾向的确滞缓了经济的发展。如文革中各地区须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禁止农民经营鸡鸭词养等副业。
1971 年9 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据报道，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期整个军方势力抬头过程中扶摇直上的林彪死于发生在外蒙古的一起坠机事故。事件的来龙去脉慢慢得到披露，据说他有篡权的野心，甚至想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