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大淳亲自给曾国藩斟了杯茶，道：“为兄先向老弟陪罪！——想不到赵二被前任保举到四品顶戴，还敢做此胆大妄为之事！还把洋人拉出来吓唬我等，真真可气！”
曾国藩接茶在手道：“不知中丞大人还有何见教？”
常大淳道：“但听吩咐，愚兄遵命就是。”
曾国藩道：“赵二一案，须你我联名向皇上拜折。赵二立斩，家眷充军，家资及所吞捐银尽数汇往山东、河南。——赈灾局须另委委员接办，尽快理清被赵二弄乱的簿子，要重新核记，不能因为一个赵二误了劝捐大事呀！”
常大淳道：“愚兄明日就挂牌委人去大同赈灾局接篆，赵二这边，愚兄再让按察使衙门重新审过收监以待圣意，如何？”
曾国藩长出一口气道：“如此甚好！”说着拿出已拟好的参折，道：“烦中丞大人再斟酌斟酌，此折最好今天就拜发。本部堂已具名在后，只等中丞大人具名了。”
常大淳匆匆看过，见里面没有伤及自己的话，就提笔具了名。
十天后，圣旨下达：赵二立斩，家眷充军黑龙江，所抄赵二家资及所吞捐银汇往山东、河南照准。太原赈灾局王双江劝捐得力，着赏五品顶戴。大同知府现署任张同林因配合查捐大臣得力，赏四品顶戴，实授大同知府。常大淳已交吏部叙优。曾国藩挨回京后由吏部叙优。
圣旨到后的第二天，曾国藩一行便起程返京。
常大淳带着首府、首县直送到城门外十里处方回。
回到京师面圣后不久，咸丰帝也不知是听了谁的劝告，竟忽然诏令群臣“进言荐贤”，以达到“上富国下富民之所望”。一时间，种种奏章纷至沓进宫里，给沉闷的京师，多少注入了点儿活力。
曾国藩也上了“应诏陈言疏”与“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二折。
应诏陈言疏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
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钜，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
曰“教诲”，曰“甄别”，曰“保养”，曰“超擢”。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苟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
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其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臣又闻皇上娱神谈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奏天以命德，初非自执自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绣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
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
此三者辩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两个折子递进宫的第二天，曾国藩因一路风寒劳顿，
癣疾有些发作，便上折告假，想休养几天，借此整理一下落下的日记，补齐《过隙影》。
但咸丰帝却以“朕知道曾国藩查赈劳顿辛苦但因兵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