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参加各种宴会题写对联、警语，在京城达官贵族中蔓延开来，渐成时尚。
有人说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又有人说不是，曾国藩仅是一名穷翰林小京官而已，影响力没这么大。
不管是与不是，道光帝倒真的有点喜欢上曾国藩了。
五天以后，陈公源给曾国藩引荐了一个同乡叫周福禄的，来给他做跟班门房。
周福禄长相斯文，也粗略识得几个字，年约五旬，无须。
为了不让陈升之事重演，经周福禄同意，曾国藩将他改名为周升，以示告诫之意。
当夜，曾国藩在《过隙影》中作《傲奴诗》一首，诗云：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苔楚心不携。
君不见，卓氏雄资冠西蜀，颐使于人百人伏。
今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
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奚。
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
拂夜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噫嘻呼；傲奴！安得好风吹汝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后来；他给家人的信中也多次提及此事：门上陈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诗》。现换一周升作门上颇好。余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久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意。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用通。
对周升；曾国藩一有闲暇便与他谈古论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言传身教；主仍是主，仆仍是仆，但主仆之间的隔阂却是越来越小了。这也被士子们称之为奇。满人主奴之间的界线是极其分明的，无人肯混淆，这是满人的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为这不顾体例的事，英和还正儿八经上奏参了曾国藩一本，说曾国藩身为大清国官员，不顾身份不懂规矩，待下人如兄长，视奴仆若亲人，有违咱大清祖宗家法，并引经据典说，仆可以买卖，官员可以买卖吗？——任其胡闹，国将不国了！
——恳请皇上重办该员，以正国风。伏乞皇上圣鉴。
望着这不伦不类的奏折，道光帝长叹一口气，提笔在折子上批道：“英和年迈，老糊涂也。”
折子退回军机处，京城一时传为笑谈。
此后，百官私下都管英和叫“糊中堂”或“涂中堂”。
英和自此与曾国藩交恶。
曾国藩立门开府后的第四十天，湘乡老家的长工南家三哥便赶了过来。
南家三哥和曾家沾点偏亲，说是长工，曾家却谁都不把他当长工看：割麦时便同曾家大小一起割麦，渍麻时便一起渍麻。到年末，曾家总要分过去几担粮食酬劳他。曾家每遇有到外面去办的事情，总让他去办。长沙他是常去，曾国藩点翰林后，京城也是一年走一回。南家三哥身材不高，倒练就了一双快腿。
南家三哥这次进京，给大少爷带过来五坛腌菜、五双布鞋和五十两银子。
南家三哥把银子交给曾国藩后，用手指着坛子和鞋道：“大少爷，老太爷说，这五坛腌菜是特意给您做的，用的都是上好的菜根，都没放辣子。您打小身子骨弱，多吃菜根，补呢！——鞋是老太太和几房少奶奶赶做出来的，也不知合不合脚。”
曾国藩把一坛腌菜打开黄泥封口，见果然用的全是白菜根儿、苦瓜根儿等，品样达十几种之多，花花绿绿，煞是好看。
曾国藩用手抓起一根扔进嘴里，边嚼边道：“住会馆这几年，可把我馋坏了。以后，有进京的，常捎一些吧。咱那地儿，缺鱼缺肉都不打紧，只这腌菜不能缺，一年到头全靠它下饭呢。三哥呀，怎么没有带些苦菜呀？”
“大少爷不提，小的倒忘了——”南家三哥边说边打开包袱，从里面一摸便摸出一个小包袱，喜滋滋道：“这是干苦菜，做菜时让厨子放一些，既清肝火又开胃呢！大少爷呀，小的没想到您离家这么久，还是忘不了腌菜和苦菜。老太爷和老爷这回可该放心了。”
“咋？”曾国藩被说得一愣，“老太爷和老爷说什么了吗？”
南家三哥道：“其实也没什么，小的从家里动身时，老太爷特意交代，让小的别动声色，看大少爷吃腌菜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喜欢，就把苦菜拿出来。如果不喜欢，苦菜就别往外拿了，大少爷肯定是忘了本了！”
“咳！”曾国藩长叹一口气，许久才道，“以前我不让家里捎腌菜，是因为会馆包伙食，我是日日夜夜都想自家的腌菜呀！——我曾家的腌菜，是曾家兴旺的根本哪。在湖南，家家都制腌菜，可像我曾家这种做法的，恐怕还没有！”
“是啊，靠着几十亩薄田不仅养活了几十口人，还供出个大翰林！全国都少见哪！”南家三哥也感慨不已。
第10节 翰林院全体震惊
曾家的腌菜的确不同于其他人家的腌菜，话得从曾国藩的太爷曾竟希说起。
曾竟希是靠给大户人家打短工的积蓄买得五分田的，十几年的光景便累到二十几亩。为了让菜地多出些银子，曾家的腌菜全都用菜根儿、菜叶来制做。如果菜根儿出得少，便用瓜皮洗净了代替，总要填满十几缸。苦瓜原本是湖南最常见也最不值钱的大路货，湖南几乎家家都用最好的菜来腌菜，但曾家却把好的都卖掉，只用苦瓜根儿来腌菜。
亲戚邻居们见曾家已过得有些气象，都认为曾家大可不必如此节俭。曾竟希却说：“菜根儿补肾，苦瓜根儿去火，都是宝哩！”
曾家什么都在变，气象也是一日胜似一日，但这腌菜的内容却一直没有变。湘乡人都说：“曾家吃菜根儿是吃顺口了！”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为了能让曾国藩安安稳稳地在京里做官，曾家老小一直都在勒紧肚皮过日子。
是岁，正四品鸿胪寺卿穆同果然被道光帝钦授浙江乡试副主考。
在翰林院见到礼部的咨文副本，曾国藩感觉出了座师穆彰阿在道光帝心目中的地位。因为穆同虽也出身两榜，但却是武科，惯玩拳脚，是个于四书五经一窍不通的人。这样的人竟然也能被外放出去协助主考组织一省的乡试，不是穆彰阿的作用，又会是哪个呢？——至于穆相让曾国藩也帮衬几句穆同的话，曾国藩答应是答应了，但却没有做，他也不敢做。
但当朝一品大学士、军机处首辅、道光帝眼中敢说敢做的人物，穆中堂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还是越发看重了。
穆彰阿知道穆同于学问上是个大白点，全京城都知道，相信最圣明不过的道光帝也应该有所耳闻。——曾国藩偏偏是京城里公认的文章高手，而又是得宠的时候，除非他帮衬几句，穆同的愿望哪能实现。——这笔误记了的糊涂账，竟然使曾国藩仕途顺利了许多；想给曾国藩出点难题的人，因碍于穆老相爷的面子，也都作罢。
穆同；身为正四品的鸿胪寺卿，除掉每年的俸禄一百五十两、米一百五十斛之外，还有世袭的一份俸禄，也将近二百余两，再加上恩俸，一年的总收入不会低于七百两。——有士大夫阶层的收入何以还如此看重这趟皇差呢？
原来，钦命典试的官员不仅要从户部领取不菲的程仪——主考一般为二千两，副主考为一千两，——乡试结束时，地方上还有一份礼金赠送。乡试主考一般由两榜出身的翰林公（也须四品以上的官员）或三品以上文职大员充任，自然是文名鼎盛的文章高手了，乡试结束后要由地方上集些钱来孝敬，一般为二千两银子，等于又拿了一份程仪；副主考就可以不拘品级了，但也要是文章出众之人出任（穆同这种特殊情况除外），一般孝敬一千两银子，也和程仪相等。无非一个公开，一个不公开罢了。礼金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名为辛苦费，实带有贿赂的意思。当时有民谣云：“一任主考官，百姓吃十年”，“京官不外放，穷到能卖炕”。主要说的就是这种灰色收入。
其实，这种不成文的规矩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只是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数目。
那时候，京官赴省主持乡试，有的省给一千，有的省给两千，还有的送五百，主要是看肥省还是贫省。那时的乡试主考官还没程仪一说，只是由户部出些往来盘缠，年终的恩俸略高一些而已。康熙帝为了杜绝考试中的腐败现象，专让户部设了程仪一项。官员们自是三呼万岁，口称皇恩浩荡奴才们感激涕零，但地方上孝敬的钱仍然照拿，否则这三年一遇的乡试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只是不再明目张胆了。
康熙帝出于体恤百姓之心所采取的这项措施，自认为做了一件于国于民都有益的大好事，却未收到分毫效果，国库倒成定例地每三年都要拿出老大一笔银子。
是岁考评，曾国藩名列一等第二名，奉旨兼署翰林院侍读。
随着官阶的提升，曾国藩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社会兼职于是多起来，比较著名的有湖南在京同乡会会长、湖南赈灾会执事、湖南会馆执事、长沙会馆馆事等，达十几种之多；很多人都想依附穆彰阿这棵大树好乘凉，身为座下第一大弟子的曾国藩，不想受益也要受益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运去金变土，运来土变金。
好事真的一件跟着一件向曾国藩袭来，挡也挡不住。
道光帝亲自点将，钦命曾国藩充任四川省乡试正主考，从五品官做乡试正主考是大清首例；副主考则由官拜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赵楫充任。赵楫官阶倒比曾国藩高，为从四品，这又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没有过的事。
隔天，户部便将两千两银子的程仪送到了翰林院，翰林院全体震惊。
胡林翼、陈公源等一般下属嚷着要吃曾国藩的花酒，曾国藩一笑置之。
回到住处，望着这两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