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老兵详细描述他们的暴行之前与他们交谈。影片播出之后，一些批评家质疑部分老兵以及他们所作陈述的真实性，而后，国内对有关暴行程度的争论又持续了数年。方达说所有老兵描述的暴行都被证实了。无论如何，作为《越南：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后来回顾过去时说：“暴行具有它的两面性。这就是战争。”
克里不仅相信支持他的老兵，而且在后来的参议院发言中，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这些老兵的陈述为基础。“那真的震惊了他。”方达在提及老兵的陈述对克里的影响时说道。但是她说，这场听证会没有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真是令人“非常悲伤”。正是克里坚持要把这场反战运动移到华盛顿，来到国会前。“这就是为什么当克里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以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华盛顿，在国会前进行我们现在的行动。我们都知道克里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家伙，他想让每一个人都从他们的行动中获利，他在国会中有一些朋友，这正是VVAW所需要的。”
“他们的证词很震撼，我彻底震惊了。”克里回忆道，“我认为这次听证中的许多证词都是合法的。”所以克里私下向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提议，他要在华盛顿组织一次游行。“我们已经初步决定去华盛顿时，是因为我感觉底特律不是一个适合集会游行的地方我认为在这里举行集会游行不会获得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注。除非在人们有机会加入的地方举行游行，否则我们将不会成功。去华盛顿是我的想法，在那里游行也是我的想法。”
尽管这个反战组织中有一些人把克里看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还有一些成员认为克里——这个博学的贵族青年——是对那些对反战人士持有片面论点的人的挑战，很多人把这个反战团体看成是一群叛世的嬉皮士。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3）
当克里于1971年4月18日到达华盛顿时，他几乎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确实，当时最新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是简·方达，还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忙碌的叛逆者，简·方达，理想的推动人。”这发生在方达对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前。当时由于攻击美国对越政策的公路旅行演说，方达已经成为了一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当方达未被准许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军队前演讲时，她走进了“当地一家美国兵咖啡馆”。据《生活》记载，在充满了士兵欢呼声的房子前，方达开始了她的演讲。
在《生活》中，凡是有关反战运动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到过克里的名字。但是他即将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言人和新闻官，他至少暂时抢了方达的镜头。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募集购买巴士的资金，而这些巴士将成为老兵们的交通工具。克里回忆起了他的朋友瓦林斯基，瓦林斯基并没能成功地竞选到纽约州首席检察官，但他拥有完美的金融关系。在纽约的希格拉姆（Seagram）大厦，瓦林斯基安排了一个有希望捐款者的会议，与会者包括首席行政官埃德加·M。布朗夫曼先生和纽约的其他20位商人，他们都反对战争。克里发表了一个低调的讲演，其内容主要是说明让越战老兵加入到反战中的重要性。然后每一位商人都被要求站起来宣布他们将捐资的数额。
“我们大概募集到了5万美元，”瓦林斯基回忆道，“仅仅用了一小时。”
克里不仅帮助募集了捐款，他也好好地上了一节如何募集资金的课程，这对于若干年后想成为政治家的他十分有利：呼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当然还认识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联合起来，并告诉他们，他们的贡献将会改变美国的命运。
就在克里正准备动身去华盛顿前，一件事情点燃了反战的燎原之火。1971年3月29日，陪审团指控海军上尉威廉·卡利杀害了22名越南平民，这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美莱大屠杀。尼克松命令卡利放弃他未决的上诉。随着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人们纷纷质疑，美军究竟犯下多少类似美莱惨案的大屠杀。1971年4月18日，在到当时为止克里所接受的最大的国家性媒体的采访中，他出现在了NBC的《与媒体面对面》（Meet the Press）访谈节目中。在访谈过程中，他就美军在越南犯下暴行的程度进行了讨论。在幕后，白宫一直试图去质询甚至干扰他的言论。在科尔森的备忘录中记载道：“大量有关VVAW尖酸刻薄的问题都被准备好了。”
在这个节目中，克里被问道他是否也曾犯下过此类的暴行。克里用一种浓重的肯尼迪口音，坦诚地回答他做过。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如初。
“这有很多很多类型与性质的屠杀，我必须要这样说，是的，是的，就像千千万万其他士兵一样，我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屠杀），我也曾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也指挥部下去骚扰村庄。我使用过50毫米口径的机枪，这是我们被批准、被命令使用的武器，是我们抵御敌人的惟一武器。
我们参加过搜查和毁坏行动，在一片火海的村庄我相信，那些策划了这些的人，那些制定了自由交火区的人，那些命令我们战斗的人，那些用无线电指挥空袭的人，按照法律，按照审判上尉卡利的那条法律，他们都是犯下战争暴行的罪犯。”
克里这颗媒体之星开始绽放光芒了。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克里的人物概评，题目是《愤怒的越战老兵：约翰·福布斯·克里》。《纽约时报》引用了克里对自己的描述：“仍然性情温和。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我想我仅仅是一个愤怒的青年。”
事实上，这是克里作为一名清醒海军战士的白描，他与尼克松私下很轻视的那些留着胡子的嬉皮愤怒青年不同。当尼克松政府得知，另外一个与克里共同参加《与媒体面对面》的老兵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误导了观众，他们便试图确定克里是否也夸大了他在越战中的角色。克里在电视中露面的一天后，科尔森在备忘录中表达了他的愤怒，但这并没有对克里和其他VVAW组织者造成什么破坏。他命令官员们去宣传VVAW是“一个边缘组织，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明，它并没有实际代表老兵，这群棘手的家伙是一群狡猾的沽名钓誉者为了阻止他们，我们必须要做出更多”。
尼克松政府试图阻止这些老兵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游行。但这种阻挠却使反战者们获得媒体更多的关注——那种他们在底特律梦寐以求的关注。尽管白宫千方百计阻挠，反战者们仍然获得准许游行，他们在国会前搭起了帐篷，打出了横幅。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也来到了这里与克里会面，他的到来给这次游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克里短期参加过肯尼迪1962年的竞选，但这却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我对此记忆犹新，走进帐篷，他介绍我与其中的一些老兵见面。”肯尼迪说，“我记得我坐下和他们交谈，那天晚上在那里停留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肯尼迪站在了克里的这一边，八名VVAW领导者和一些支持他们运动的参议员安排了一次见面。克里、在底特律讲述令人震惊的证词的卡米尔，还有其他六名老兵参加了在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家中举行的一次资金筹集会，并与几位参议员会面。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他非常熟悉“冬日战士”听证会，而且对老兵的反战运动充满同情。当晚的一位客人是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卡米尔记得这次会议真是前所未有，在这里，既有衣冠不整的老兵，又有彬彬有礼、衣冠楚楚的政客，还有衣着体面的服务生为这些极度饥饿的反战者提供“几乎少之又少的方形面包”。克里身着质地精致的衣服，他看上去很整洁，带着贵族的气质，卡米尔回忆道，而他和其他老兵们穿着满是皱褶的衣服，由于睡在国会前的帐篷里，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参议员们也显然意识到了他们之间这种显著的差异。当卡米尔对着富布赖特夸夸其谈，说他支持1964年引发了越南战争的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海湾决议时，参议员走开了。而当参议员们讨论该由谁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他们都选择了举止优雅的克里。克里正和他的朋友乔治·巴特勒在一起，在这之后他们一同去了乔治敦公寓巴特勒继母的住所。在那里，克里一整晚都在奋笔疾书写讲演稿，这篇讲演稿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1971年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室中挤满了人，27岁的克里身着绿色军装，胸前佩戴着他的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出现在了证人席上。厅内四周架满了电视台的摄像机，场内也坐满了老兵。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遮住了双眉，克里坐在证人席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说。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4）
“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为一个错误而死呢？”他慷慨激昂地质疑越战政策，尼克松政府“极大地侮辱了我们，他们试图与我们脱离关系，否认我们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牺牲一些人必须作出牺牲，这样尼克松就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输掉战争的总统了’，这是他的原话”。
克里想知道，战争的策划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邦迪兄弟为何没有出席。克里和哈维·邦迪同年进入耶鲁，他的叔叔威廉·邦迪和麦克乔治·邦迪都是越南战争的策划者。当时威廉·邦迪作为助理国务卿到耶鲁发表演讲，正是他说服在耶鲁就读的克里加入了海军，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
此时，克里看着这些参议员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