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法官莫尔斯惩罚了地方检察院以自己案件做广告的行为，但很快就停止了对检察院的制裁，也拒绝了谋杀犯安东尼·杰克逊控告检察院的企图。安东尼·杰克逊的名字并没有在广告中提及——该广告的标题是《约翰·德罗尼解决麻省大案要案的幕后故事》——不过该广告确实涉及了安东尼和他之前因为谋杀而被判入狱的判决。“我不记得这件事了。”当提及此事时克里这样回答，“你觉得那是事实，那就是事实吧。但我觉得那可能是疏忽所致，显然没有人会刻意去触犯法律。”
就在预选前几个星期，一桩涉及卖官的丑闻充斥了各大媒体，新闻纷纷报道这个“来源不明”的消息。报道暗示这是涉及政府高官和有组织犯罪的大案件。有两个嫌疑人因卖低等官职而被起诉，他们中的一个辩护律师直接指责克里，说他对媒体泄漏了消息，违反了大陪审团的保密原则。“我们从来没有泄漏任何大陪审团的信息，”克里最近说，“绝不是我我们可以叫人来对质，看看消息究竟从哪里泄漏出来的，我相信我知道是谁，但此时此地我不会说。我们相当担心，你知道，你很难透过层层阻力把一个秘密调查得水落石出。”选举过后，关于真相调查的事件就不了了之了。再没有嫌疑犯被起诉，之前起诉的那两人也没有进监狱。其中一个人交了5000美元罚款。一场看似轰动的大事件就这样草草了事。就在1978年民主党预选前的最后几天，德罗尼的对手L。斯科特·哈什巴杰公开谴责地方检察院，声称该院适时地选择起诉案件和调查案件来影响选民并赢得选票。他把这称为“彩排好的媒体事件”。德罗尼仍然在预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哈什巴杰，这样共和党的候选人全部出局，这就意味着最后的胜利。德罗尼因病没有参加前期竞选，也很少接受采访，直到竞选的最后阶段他才抛头露面。哈什巴杰曾经是助理首席检察官，他一直充满自信，甚至直到选票结果清晰地显示德罗尼领先时，他还不相信自己被击败了。
在退出后，哈什巴杰来到了德罗尼的办公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是再选成功后，久受病痛折磨的德罗尼似乎恢复了活力。到1979年春天，人们显然可以看出，为振兴检察院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克里似乎时日无多了。德罗尼制定了新的政策，详细到了细枝末节，还因为微不足道的差错撤销了给克里配备的秘书以及两个被保护人。他还收回了先前赋予克里的许多权力。“1979年，很明显德罗尼感觉不错开始说‘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克里回忆道。他知道自己在检察院里的地位和重要性将被逐渐降低，他想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也不会抱怨。”克里说，“他给了我这一生中从没有过的机会我觉得这让我们两人都受益，当有一个人感觉不到受益时，那就是该分开的时间了。你知道，这种分分合合会经常发生。”克里说直到德罗尼1989年去世，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但当时在该检察院的公诉人普遍认为德罗尼排挤了克里，担心他最得力的助手会抢了他的位置。
改选成功后，德罗尼回到检察院，痛苦地发现员工已经分成了两派。“检察院里有克里的人，也有德罗尼的人。”乔治·E。墨菲说，他曾在DA做了20年的助理，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尽管德罗尼的人讨厌克里，可克里的支持者相当多。“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喜爱克里，但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克丁那说，他在克里离开后接替克里成了第一助理，与克里一直是好朋友。“如果没有约翰·克里，约翰·德罗尼根本无法改选成功。”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4）
毫无疑问，克里使检察院走上了现代化轨道，不过后来他对自己的成绩颇有点夸大其词了。比如说，这些年来，克里越来越夸大他如何减少了积压案件。在他竞选入主白宫的早期阶段，克里经常说他处理了12万件积压案件。但是，1978年克里帮助德罗尼竞选设计的一个广告上显示的数字接近3800件。而在1979年克里接受《洛厄尔太阳报》采访时，他因为处理了2772件积压案件而得到读者好评。而到1982年，他的一本竞选传记将该数字提高到了10 772件。事实上，麻省的记录表明，在克里任职期间，整个米德尔塞斯县高等法院的待处理案件，包括积压案件，一直没有超过7265件。
克里说他不确定他的数字的来源，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他清理那些积压案件颇为耗费精力。“我们裁定了很多案件，还有很多由于缺少证据、缺少证人、当事人放弃诉讼等原因不得不放弃。”他说，“我们每一个案件都认真审理。”
克里对曾经审理过的萨默维尔赌博游戏机威胁勒索案件也不乏夸大之词。1982年竞选时，他的一份公告宣称自己公诉了这个案子。事实上，就在克里直接调查案件、诱哄不情愿的证人作证以向大陪审团提供证词时，是J。威廉·克丁那，助理检察官——而不是克里——公诉了这个案子。（这份公告还把犯人温特说成是“新英格兰第二号犯罪组织的头子，事实上，温特在波士顿都排不上第二号，更别说新英格兰了”。《波士顿环球报》这样报道。）
德罗尼再次当选地方最高检察官后，他开始打压克里以及他的支持者，克里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都在逐渐降低。他的提升以及失意一直都是同事们的话题。克里说他认识到自己的不如意状况后决定辞职。“我可不想坐在那里思索他的健康变化会给我带来什么机会。我要离开做我自己的事情。”
克里和罗恩·斯拉格，那些被德罗尼停职的助理检察官之一，合伙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坐落在波士顿的繁华地段——国家大街60号的一座摩天大楼里。在后来的两年半里，这对搭档事业非常成功，两人着重受理非正常死亡、医疗事故、公司贸易机密等方面的案件。精力充沛的克里甚至还有一个与主业截然不同的副业，他在业余时间担任美国广播公司在波士顿的分部WCVBTV（15频道）的公共事务评论员，在每周一次的节目中就一些政治事件进行评论。“这确实是使他在公众面前露脸的一个媒介，”这档会谈节目的制作人马乔里·阿伦斯巴伦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确实不算是个政治名人。”她说这档节目尽管拥有的观众很少，但观众群很固定，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和白领。
1979年末，克里与朋友K。邓恩·吉福德在波士顿的昆西市场合伙开了一家面包店，他的搭档也是波士顿的社交名流、饭店老板，曾经是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的助理。现在那家面包店还在经营，吉尔伯特&福布斯有限公司（Kilvert & Forbes Ltd。以二人母亲的闺姓命名），不过克里在1988年就卖掉了自己拥有的股份。
而此时，朱莉娅却被无法诊断的抑郁症折磨着——她后来说这可能是因为1980年初她父亲病故的消息导致的，但是她又补充说：“我的婚姻状况也并不是很好。”在这段时间，朱莉娅还忍受着不明原因的间歇性麻痹，有时候她不得不用拐杖。1980年2月，就在她30岁生日的5个月后，朱莉娅描述她当时的状况：“我的头脑里都是混乱的声音，我的骨骼发出吱嘎的响声，疼痛极了。”她后来说：“我坐在床边，打算结束我的生命。几个星期来我一直默默地准备我死亡的这一刻。我觉得我很失败。我再也不能假装对丈夫、孩子有用了。我太累了。我需要躺下来，蜷起身，再也不要醒来。”
她的计划被一个电话打断了。经历了这次自杀企图后，朱莉娅开始寻求治疗并持续了整个80年代。她的丈夫并不是不同情她，而是她一直深深地对丈夫隐藏了自己的秘密。“我现在觉得自己很有用，我带孩子们上学，照顾他们——我再也不会让这件事情（自杀）发生。”朱莉娅说，“而且约翰也尽可能多地在家里陪我。”
此时，她丈夫的法律事务所正蒸蒸日上。到1981年末，克里说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扩大他们这个两个律师的事务所。可是随着1982年选举的即将来临，一个政治机会也正在召唤克里，尽管这比不上克里先前尝试竞选的国会职位。
当时的马萨诸塞副州长托马斯·奥尼尔——美国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的儿子，决定放弃副州长的职位，竞选州长一职。这样，第二把手的职位就空了出来，等待民主党人前去角逐。尽管这个职位没有什么专管领域，似乎也无足轻重，但还是吸引了很多人打算以此进入政界。克里也抑制不住政界的诱惑，决定搁置业务拓展计划，积极投身到竞选的行列中来。
“我决定要竞争这一公职。”克里说。
放逐结束了，他要东山再起，再次回到游戏中来。
马萨诸塞副州长马萨诸塞副州长（1）
1982年初，当约翰·F。克里重新回到政坛时，他发现，就像他被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样，政治景观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他是反对越战的国会议员候选人，现在这一巨星光环已经黯淡消逝了。在更加稳定的里根时期，克里是社会主流人物，一位市里的律师，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在美丽的栗子山路还有一个豪华的家。
克里的政治目标也改变了，至少短期来讲是这样。他曾经钟情于国会和华盛顿的政治温床，却惨遭失利。现在，他打算参加副州长竞选，这是一个没有那么多指定职责的位置。
那一年也没有很多其他选择：在职者占据了马萨诸塞州在国会的所有席位，六个州立职位中，已经有五个被在职的民主党人占了，惟一的空缺是副州长。克里要感谢托马斯·P。奥尼尔三世给了他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