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受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干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侯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
第三部分:坚忍将在勇在 将死勇死
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高孰下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这就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制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竟不顾“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疱。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的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替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了,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便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以静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最后却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1)
◆原文
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腹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古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来;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庄;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原文
事会相簿,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彼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事。只是因为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工夫。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已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