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一条公路、或一个购物中心，那么我的新生活就要永远埋在十英尺的水泥地下，或是随着一堆废土被倒入沼泽中。”
我脱口而出说：“天哪，安迪，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么有办法不发疯呢？”
他微笑道：“到目前为止，西线无战事。”
“但可能要好多年——”
“是要好多年，但也许没有诺顿认为的那么久，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一直想着齐华坦尼荷和我的小旅馆，现在我对生命的要求仅止于此了，雷德，这应该不算非分的要求吧。我根本没有杀格林·昆丁，也没杀我太太。一家小旅馆不算奢求吧！我可以游游泳、晒晒太阳，睡在一间可以敞开窗子的房间这不是非分的要求。”
他把石头扔了出去。
“雷德，你知道，”他漫不经心地说，“在那样的地方我需要有人知道如何弄到我要的东西。”
我沉吟良久，当时我想到的最大困难，居然不是我们不过是在监狱的小运动场上痴人说梦，还有武装警卫居高临下监视着我们。“我没办法，”我说，“我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我已经变成所谓体制化的人了。在这儿，我是那个可以替你弄到东西的人，出去以后，如果你要海报、锤子或什么特别的唱片，只需查工商分类电话簿就可以了。在这里，我就是那他妈的工商分类电话簿，出去了以后，我不知道要从何开始，或如何开始。”
“你低估了自己，”他说，“你是个懂得自我教育的人，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觉得。”
“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
“我知道，”他说，“但是一纸文凭不见得就可以造就一个人，正如同牢狱生涯也不见得会打垮每一个人。”
“到了外面，我会应付不来的，安迪，我很清楚。”
他站起来。“你考虑考虑。”他说。就在这时，哨声响起，他走开了，仿佛刚才不过是个自由人在向另一个自由人提供工作机会，在那一刻，我也有种自由的感觉。只有他有办法做到这点，让我暂时忘记我们都是被判无期徒刑的终身犯，命运完全操在严苛的假释委员会和整天唱圣诗的典狱长手中，而典狱长一点都不想放安迪出狱，毕竟安迪是条懂得报税的小狗，养在身边多么有用啊！
但晚上回到囚房时，我又感到自己像个犯人了，这整个主意似乎荒诞不经，去想象那一片碧海蓝天和白色沙滩，不仅愚蠢，而且残酷，这念头好像鱼钩一样拖住我的脑子。我就是无法像安迪那样，披上自由的隐形外衣。那晚我睡着后，梦见牧草地中央有一大块光滑的黑玻璃石头，石头的样子好像铁匠的铁砧，我正在摇晃石头，想拿出埋在下面的钥匙，但石头太大了，怎么也动不了。
而在身后，我可以听到警犬的吠声越来越近。
接下来就该谈谈越狱了。
在这个快乐的小家庭中，不时有人尝试越狱。但是在肖申克，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不要翻墙越狱。监狱的探照灯整晚都四处扫射，好像长长的白手指般，来回照着监狱四周，其中三面是田野，一面是发出恶臭的沼泽地。隔三差五，就会有囚犯企图翻墙越狱，而探照灯总是把他们逮个正着；否则当他们跑到公路上，竖起大拇指希望能搭便车时，也会被发现。如果乡下农夫看到他们走在田野间，也会打电话通报监狱。想翻墙越狱的囚犯是蠢蛋。在这种乡下地方，一个人穿着囚衣形迹鬼祟，就好像婚礼蛋糕上的蟑螂一样醒目。
这么多年来，最高明的越狱往往是即兴之作。有的人是躺在一堆床单里混出去的。我刚进来时听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不过狱方逐渐不再让囚犯有机可乘。
诺顿的“外役监”计划也制造了一些逃亡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越狱的行动都是临时起意，例如，趁警卫正在卡车旁喝水或几个警卫热烈讨论球赛战况时，把挖蓝莓的工具一扔，就往树丛里跑去。
一九六九年，外役监计划的内容是去沙巴塔斯挖马铃薯，那天是十一月三日，工作几乎快做完了。有个名叫亨利·浦格的警卫（他现在已不是我们这个快乐家庭的一员了）坐在马铃薯货车的后挡泥板上吃午餐，把卡宾枪放在膝上，这时候，一头漂亮的雄鹿（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有时这些事情会加油添醋）从雾中缓缓走出来，浦格追过去，想象着战利品摆在家里康乐室的样子，结果他看守的三个囚犯乘机溜走，其中有两个人在另一个镇的弹子房被逮着，另外一个始终没找到。
我想最有名的越狱犯是锡德·尼都。他在一九五八年越狱，我猜以后很难有人超越他。由于星期六监狱将举行球赛，因此锡德当时正在球场划界线。三点钟一到，哨声响起，代表警卫要换班了。运动场再过去一点就是停车场，和电动大门恰好位于监狱的两端。三点钟一到，大门开了，来换班的警卫和下班的警卫混在一起，互相拍肩膀，打招呼，比较保龄球赛的战绩，开开玩笑。
而锡德推着他的划线机，不动声色地从大门走出去，三英寸宽的白线一路从棒球场的本垒板一直画到公路旁的水沟边，他们后来发现划线机翻倒在那里。别问我他是怎么出去的，他有六英尺二英寸高，穿着囚衣，推着划线机走过去时，还会扬起阵阵白灰，竟然就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走出去了。只能说，大概因为正逢星期五下午，要下班的警卫因为即将下班太过兴奋，而来换班的警卫又因为要来换班而太过沮丧，前者得意地把头抬得高高的，后者则垂头丧气，视线始终没离开过鞋尖锡德就这么趁隙逃跑了。
就我所知，锡德到现在还逍遥法外。多年来，安迪和我还常常拿锡德的逃亡过程来当笑话讲。后来当我们听说了古柏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个自称古柏的人登上了从波特兰到西雅图的客机，威胁要炸掉飞机，向航空公司勒赎二十万美元。他在西雅图机场拿到赎金，于飞机再度起飞后，从高空跳伞逃脱，从此不见踪影，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大谜团。劫机勒赎的事，也就是劫机犯从飞机后舱门跳伞逃走的故事，安迪坚持那个叫古柏的劫机犯真名一定叫锡德·尼都。
“好个幸运的龟儿子，”安迪说。“搞不好他为了讨个吉利，整个口袋都装满了用来划线的白灰粉呢。”
但是你应该明白，锡德和那个在沙巴塔斯马铃薯田逃走的家伙只是少数中了头彩的幸运儿，仿佛所有的运气刹那间全聚集在他们身上。像安迪这么一板一眼的人，可能等上九十年也逃不出去。
也许你还记得，我曾经提过有个洗衣房工头名叫韩利·巴克斯，他在一九二二年被关到肖申克来，三十一年后死于监狱的医务室。他简直把研究越狱当作嗜好，或许原因就在于他自己从来不敢亲身尝试。他可以告诉你一百种不同的越狱方法，每一种都很疯狂，而且肖申克的犯人都尝试过。我最喜欢的是毕佛·莫里森的故事，这家伙竟然试图在车牌工厂的地下室建造一架滑翔机。他是照着一九〇〇年出版的《现代男孩玩乐与冒险指南》上面的说明来造飞机，而且一直没有被发现，只是直到最后他才发现地下室的门都太小了，根本没法子把那架该死的滑翔机搬出去。每次韩利说这个故事时，都会引起一阵爆笑，而他还知道一二十个同样好笑的故事。
有一次韩利告诉我，在他服刑期间，他知道的企图越狱案就有四百多件。在你点点头往下读之前，先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四百多次越狱尝试！等于韩利在肖申克监狱服刑期间，每年平均有十二点九次企图越狱事件。当然，大多数越狱行动都还满随便的，结局不外乎某个鬼鬼祟祟的可怜虫、糊涂蛋被警卫一把抓住，痛骂：“你以为你要上哪儿去呀，混蛋！”
韩利说，比较认真策划的越狱行动大概只有六十件，其中包括一九三七年的“大逃亡”，那是我入狱前一年发生的事情。当时肖申克正在盖新的行政大楼，有十四名囚犯从没有锁好的仓库中拿了施工的工具，越狱逃跑。整个缅因州南部都因为这十四个“顽强的罪犯”陷入恐慌，但其实这十四个人大都吓得半死，完全不知该往哪儿逃，就好像误闯公路的野兔，被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车头灯一照，就动弹不得。结果，十四个犯人没有一个真正逃脱，有两个人被枪射死——但他们是死在老百姓的枪下，而不是被警官或监狱警卫逮着，没有一个人成功逃脱。
从一九三八年我入狱以来，到安迪第一次和我提到齐华坦尼荷那天为止，究竟有多少人逃离肖申克？把我和韩利听说的加起来，大概十个左右。只有十个人彻彻底底逃脱了。虽然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猜十个人当中，至少有五个人目前在其他监狱服刑。因为一个人的确会受到监狱环境制约，当你剥夺了某人的自由、教他如何在牢里生存后，他似乎就失去了多面思考的能力，变得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野兔，看着迎面而来、快撞上它的卡车灯光，却僵在那里动弹不得。许多刚出狱的囚犯往往会做一些绝不可能成功的蠢罪案，为什么呢？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回到牢里，回到他所熟悉了解的地方。
安迪不是这样的人，但我是。眺望太平洋的念头听起来很棒，但是我害怕有朝一日，我真的到了那里时，浩瀚的太平洋会把我吓得半死。
总而言之，自从那天安迪谈到墨西哥和彼得·斯蒂芬以后，我开始相信安迪有逃亡的念头。我只能祈祷上帝，让他谨慎行事，但是我不会把赌注押在他身上。典狱长诺顿特别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安迪不是普通囚犯。可以这么说，他们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安迪很有头脑，但也很有心，诺顿下定决心要利用他的头脑，同时也击溃他的心。
就好像外面有一些你永远可以买通的诚实政客一样，监狱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