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②
孙犁在《黄鹂》③这篇散文里，借助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等形象的比喻，解释“极致”的涵义。这些比喻，全可用来说明他在抗战中的际遇、状况。他在抗战中的文学活动并非他一生事业的顶点，但是，却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
1942年暮春时节，孙犁从冀中返回平汉路西晋察冀山地，这年冬天，日军又对晋察冀边区“扫荡”。于是，他们照老办法，化整为零，与敌周旋。他和诗人曼晴分在一个小组，每人发了两颗手榴弹，和墨水瓶一起挂在腰带上，向敌人的外围转移。一路上，老乡也都撤离。当天夜里，他们只能在一处山坳栏羊的圈里过夜，寒风刺骨，根本睡不着觉。后来，曼晴还用《羊圈》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在孙犁看来，曼晴，还有红杨树（魏巍），都是晋察冀新诗运动的播种人。他们的诗可能创作于行军途中，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或是村庄断垣上，那可能只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但这些诗做到了和人民的真正的结合，“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因此，“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①。露宿羊圈的这天晚上，孙犁知道，他身边的这位战友，并没有停止诗的构思。
次日晚上，他们转到了一个处于高山坡上的小村子。村里人都已走光，门都七零八落地开着。虽然没有地方吃饭，却摸到一家炕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他们刚想捉捉衣服里的群虱，敌机就来了。他们跑进一条山沟，隐蔽在大石下面。飞机沿着山沟来回轰炸，气浪摇动着山上的树叶。孙犁还有时间观察它：侵略者欺侮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飞得很低，几乎就要擦着了小村庄的屋顶和树木。事后老百姓传言：敌人从飞机的窗口，抓走一个坐在炕上的小女孩。孙犁把这一情节写进了一篇通讯，不料编辑刻舟求剑，把稿子改得令人啼笑皆非。
敌机走后，阳光已经撒满山沟，他们坐在河滩上，继续捉拿虱子。直到肚子辘辘地叫了起来，才勉强爬上山坡，去寻些能吃的东西。
虽然是在战争环境，山地的老乡，还是把凡能耕种的土地，都种上庄稼。不论是沟沟坎坎，方形、菱形、……只要有泥土，就不会闲置起来。这种情况，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改变。太原出版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1943年11月18日这样报道：
飞机上的俯视——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峨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村落及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没有人，连一匹牲畜都没有，在飞机上就可以觉察到敌方（指抗日军）空舍清野的彻底性的一斑，同时不论在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①
这种情况，也为两个腰间挂着墨水瓶的战士救了急。他们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敌人“扫荡”，还没有收获。两人用木棍掘开冻土，取了几个，用手擦擦泥土，便大嚼起来，其香甜美脆，至今想来，孙犁还觉得悬乎唇齿之间，——只可惜当笔者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曼晴已经离开人世了。
像这类游击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是家常便饭。孙犁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中，夜晚在荒村宿营的故事：不知那是什么村名，总之，村民已经跑光，黑黝黝一片，没有声息。他和同伴们摸进一间破房，不敢打火点灯，别人都挤在炕上，他顺着墙边一摸，有一块平板，好像搭好的门板似的。他暗自高兴，庆幸自己有了好睡处，便舒舒服服地躺下去。天亮醒来，才发现自己原来睡在一具棺木上，不由为之一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其中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同一个死人，睡了一夜上下铺，感谢他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①1942年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了晋察冀边区，影响很大，文艺界有很大的变动和整顿。原来的晋察冀文联机关和各个协会，实际上不再存在，只有一个名义，文艺干部几乎全部下乡了。孙犁在文协工作的同人，田间到盂平县下乡，兼任宣传部长，康濯到农会，邓康到合作社搞经济工作，他则被分配到《晋察冀日报》社。当时，他不大愿意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原文联负责人沙可夫，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向待部下宽和的沙可夫，这一次却很严肃，他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
孙犁没有再说话，背上背包就去了报社。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在《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有时也兼做记者。1943年农历正月间，晋察冀边区在冀西平山县召开参议会，孙犁以记者身分，对会议进行了十几天的采访，会后，写成《二月通信》，发表于同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①。这篇通信，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作家和当时开会情况的不少生动资料。孙犁当时坐在靠近会场前方一角的记者席上，他常常注视着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聂荣臻司令员。那时，会上正在讨论统一累进税税则，他看见聂司令员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农村的参议员们的发言，有时回过身去，和一个留有白胡子的老人商量着，研究着；他看见他有时陷入沉思，有时又爽朗地笑起来。“我从他的举动上、精神上，想起许多事。在我的印象里，聂司令员和中国一些可歌颂的名将的风度，凝结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是无比重视的。”
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演《日出》，他正好坐在聂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员的后边，这使他对他们作了一次近距离的报道：“肖好像对上海的生活不很熟悉，聂时而向他解释几句。他感动地说：‘看完这个戏，可以得到多少知识啊。’肖常到展览室去浏览我们文学部的展览品，你的《平原上》②也在那里陈列，还有别人的几个长篇。肖很为这些作品不能印出惋惜，他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去读，你知道他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情况变得紧急起来。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对边区进行“蚕食”。敌机从会场附近的山顶上轧轧飞过，“聂每天还是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每一个参议员的发言，考虑着每一条决议。”在一个深夜，从五台山的雪峰上赶来一团子弟兵，分驻在会场周围，执行保卫大会的任务。
十几天的采访生活，给他留下了宝贵的纪念。一半是为了慰勉远方的战友，一半是为了记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他好像走入了一个新天地，他的内心不断激发着热情和向往。
他告诉那位正在游击区工作的不便公开姓名的战友——同志，我们几年来，为双十纲领在边区的彻底实现尽了不少努力。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再看见双十纲领在过去几年间的成就的光彩，和今后将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一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
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秋天，就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了。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李常青，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孙犁自从1939年到山地以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孙犁也很关心。孙犁觉得，这次调动可能是他的提议。
对这次调动，孙犁也比较满意。抗战期间，他所教的学生多半是短训性质，只有这一次，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感情也比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得到过这些男女学生们的关怀和帮助。
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因孙犁性格较为内向和孤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户人家住下，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漱，时值晚秋，金风习习，河水已经很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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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有一位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往返用了六天时间去询问的这个消息，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长子夭折。这孩子叫孙普，年仅十二岁，因战乱缺医少药，死于盲肠炎。从此，我们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个笔名：纪普。
孙犁经受住了这次打击，但是，他远在冀中的年轻的妻子，是否也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痛悼之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担心。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败；再加下了几场大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觉，妻子也哄着新生的普儿进入梦乡。忽然，房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惊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呼唤丈夫——险些把他砸在屋里。
事后，孙犁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怜惜地说。孙犁自然不怀疑妻子对他的恩爱，但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爱超出了夫妻之爱。
现在，长子已经永远离去，她能够经受住这一打击吗？他翘首东望战云密布的冀中平原，在滹沱河畔那间已经翻修过的老屋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悲恸欲绝的尖利的哭声。这时，他虽然已是三十岁的男子汉，也凄然心碎了。
天更凉了，村边的小河结了一层薄冰，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军对边区开始了新的周期性的“扫荡”。
华北联大的师生们领到那被称作“阜平蓝”的粗布棉衣后，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岭县境转移。没有等到丧子的伤痛稍加平复，孙犁就参加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