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的习惯，现在，行进在家乡静谧，和平的田野上，心里格外舒坦。太阳爬上了树梢，霎时间，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金子的颜色。此刻，他望着远村近树，披金挂银，不觉心花怒放起来。
傍晚，他到了县城，走进县委机关大院。这里原是一家钱庄，梁斌住在东屋。
在孙犁的印象里，梁斌朴实、厚重。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38年春，孙犁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的时候，那时梁斌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1941年孙犁从山地回到冀中，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他们接触机会很多，便熟起来了。1943年，孙犁在繁峙县境内坚持了三个来月的反“扫荡”，在战争空隙，还翻越了几个山头，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到太原执行任务。
他们也有数年不见了，老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就说好了孙犁下乡的地点。梁斌那里，有一个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志，姓朱，叫银花，孙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刘村去工作。
刘村是一个大村子，孙犁进村后，按照约定，先找到银花家里，见到了她的妹妹——锡花。这是一家中农，锡花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神态虽然透着明显的稚气，但热情、爽快，能说会道，很会办事，正在村里当着党支部委员。中午，她给孙犁做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使孙犁至今不忘：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锡花家里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穿着和外表都不像农民，而像一个城镇归来的商人。他脸上盖着酒气，不爱说话，在人前总像做错了事似的。在县城，孙犁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猜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
锡花的祖父倒很活跃，有些江湖气，黑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不像有七十来岁。凭着感觉和观察，孙犁推断他应该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饭后，拍着桌沿，给孙犁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句昆曲。
孙犁以普通村民的身分，在刘村住了三个月，人熟地也熟，有些不愿意离开了。他在这一年（1946年）3月30日给康濯、肖白（《晋察冀日报》的一个编辑）的信里，这样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因为梁斌同志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己过起近于一个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①在这段日子里，锡花常到住处看他，有时还带些吃的去，有时也商量工作。孙犁也常到她家去坐坐，她也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孙犁这一年写的小说《“藏”》②，里边的女主人公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艺术化了的锡花：……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总之，锡花是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后来他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锡花每次回信，都谈到自己的学习。天津解放后，孙犁进了城，才断了来往，不过仍关心着她，十多年以后，还向同住在天津的梁斌问起她的消息。梁斌告诉他：1948年农村整风时，她家好像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指她家是“官铺”，还编了歌谣。锡花仓促间寻了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婚了事，好像很不如意。孙犁闻之默然，几乎是祝福式地发表了他个人的想法：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
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①打板摇卦也是一种期望，即期望着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生活得更好。孙犁对于他所关心的那些人们，总是怀着长久的系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刘村，孙犁住在村北头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姓郑，房东是抗日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外出，看女儿去了。只有一个老佣人看家，并帮孙犁做饭，闲时也坐在椅子上陪孙犁说会子话儿。他叫白旦，在农村，是被看作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的那种人，其实却是极其质朴的贫苦农民。他有一只眼睛不好，老流泪，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有时，孙犁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他就静静地坐在台阶上，一时间，像失了思想的木偶似的，一动也不动。夜晚，孙犁在屋里点起一些秫秸取暖，他便蹲在一边，就着火抽烟。他的形象，在孙犁心里造成了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同样，在十几年以后，孙犁也把他的祝福送给了这位老人：1948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①郑家对门，是妇救会主任的家，在这里，孙犁却有一段他十分不愿意碰到的“艳遇”。
孙犁已忘记这家姓什么，只记得妇救会主任有一个男人似的名字——志扬。志扬的丈夫在外面跑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工于心计，一照面，孙犁就看出了她这一点。孙犁初到郑家，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重要上级，亲自过来看孙犁，显得很亲近，一定约孙犁去她家坐坐。第二天，在平时人们吃罢早饭的时候，孙犁去了。她正打扫庭院，庭院显得整齐富裕，新油饰的门窗，闪着亮光。她叫孙犁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他去。他走进西屋，却见主任还没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皙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①见此光景，孙犁急忙却步转身，婆母却在外面吃吃笑了起来。从此，孙犁再没有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她也变得非常冷淡了。这并非因为孙犁的“迂”，而是因为她看透孙犁既不骑马，也不骑车，只是一个身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跑西颠的行脚僧似的干部。确实，孙犁进村以来，既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她看准这种干部主不了村中大事，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设局奉迎？
这户人家在1948年冬季被斗争。听到这个消息，孙犁一点也不惊异。
在这期间，孙犁曾将妻子和两个女孩子接来，同住了几天，为主人看家尽职的白旦，却有些不耐烦。在送她们回家的路上，坐在农村用牲口拉的那种大车上，因为天气还冷，妻子将双手插在他的棉袄口袋里，在夕阳照耀下，她显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长河里，这一瞬间的表情，永远留在孙犁的记忆里了。八年抗战，鹊桥难搭，她即将四十岁，脸上的皮肤，已变得粗糙了。
在村里，孙犁还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叫郑松如，十几岁参加抗日，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工作，后来调到《晋察冀日报》，仍在印刷厂工作。两人虽然头回见面，由于经历相仿，所以谈起来非常亲切。
他脱离工作已经有四五年了，说起来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来，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声言抗日为重。继母便给他说好一门亲事，新婚之后，“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松年果然不再回山地，“脱鞋”，（妥协）了。
在革命队伍里，“脱鞋”是丢人的事，但松如此刻和孙犁谈起来，已经没有惭怍之态，倒是对孙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时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当孙犁好言相劝，谈到“归队”，他就托故辞去。
一天，他把孙犁带到家里去。那是一处富家人的大宅院，虽有破落之象，但规模未减，孙犁被让进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龄来说显得肥胖了些的新妇。新妇看见生人，溜下炕来出去了。因为是老战友，孙犁并不客气，靠在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打量了一下这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的洞房：阳光照在浸过桐油的崭新窗纸上，玻璃般明亮；用红纸剪贴的各式各样的纤细、精巧的花朵，把房间点缀得既富丽又温煦；房间的陈设，脂粉的香气……无处不洋溢着新婚的喜悦和美满的气氛。看着看着，孙犁忽然不安起来：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①
孙犁告辞了洞房的主人，独自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那里只堆着一些破毡败絮，另外，还得自己去向村干部要米，自己筹划饭食。对于这种生活，孙犁并不觉得低下，相反，他心安理得，情绪高昂：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②
刘村三个月的生活，是新的行程的开始，在这里，除了《“藏”》，他还写了另外两篇小说——《钟》和《碑》③。此外，他在这个村庄认识了文建会的一位负责人，这个人成了他塑造《风云初记》中变吉哥这个人物的一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