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小平初来瑞金县委时，正在那里的谢维俊帮助邓小平工作。此后，谢维俊担任过中共永丰县委书记。接着，调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虽说他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给他回过信。
古柏，常使人以为是化名，其实这是他的真实姓名。古柏是江西寻乌县人。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古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寻乌县最早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跟毛泽东见了面，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到寻乌进行调查工作，当即找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他和古柏朝夕相处了二十天，结下了亲密的友情。毛泽东写出《寻乌调查》，文中两处提及古柏：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不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此后，毛泽东把古柏调来，担任前委秘书长，而前委书记便是毛泽东。
据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古柏夫人曾碧漪对笔者说，她与古柏于一九二八年结婚，也随古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碧漪是粤北南雄人，原名曾昭慈。她跟贺子珍亲若姐妹。她在毛泽东那里负责保管文件。毛泽东需要什么文件，总是向她要。她记得，古柏常用秘密药水，替毛泽东把文件抄在衣服上、布匹上，交给通讯员送出去。有几回，通讯员给毛泽东送来线装古书，古书的每一页都是折起来的，古柏从折页中抽出一张张白纸，用药水一涂，就显出了字迹。正因为毛泽东跟古柏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的信，就是写给古柏的。曾碧漪记得，发生“富田事变”时，她和古柏以及陈正人（即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休养时同住的那位陈正人）的妻子彭儒，正住在设在富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里。他们三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逃到兴国。那里听说富田发生事变，不明他们三人的身份，就把他们绑了起来。后来遇上陈毅，才放了他们。彭儒正怀孕，于是留在兴国。十几名赤卫队护送古柏夫妇前往宁都小布总前委所在地，毛泽东在那里。可是，到了小布，天色已黑，那里又因发生“富田事变”而戒严，他们受到哨兵的反复盘问。“我是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凭古柏这么大声说明，可是那时没有“工作证”，而哨兵又不认识古柏，怎么说也没用。正巧，总前委秘书谢维俊查哨，听见古柏的声音，奔了过来，惊喜交集。谢维俊告诉古柏，今天早上刚为古秘书长开了“追悼会”呢。毛泽东见到古柏，也开怀大笑，说阎罗王那里“开恩”，放回了古秘书长。
古柏在一九三一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
邓、毛、谢、古分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跟毛泽东都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直接的起因，则是由于他们四人对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他们来自上海的“洋房子”。“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反驳道：“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诚如罗明的“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话激怒了博古，他们对“洋房子先生”的揶揄传进了“洋房子先生”们的耳朵中，“洋房子先生”们大为震怒了。于是，他们成了四个“罪人”，受到挞伐。如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的《关于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总批判》，内中写道：
以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在“洋房子先生”们的领导下，批判“罗明路线”、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声波，震撼着闽赣两省红区。随着批判的“深入”，打击面不断在扩大着。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抵制批判“罗明路线”，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撤除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也因同样的原因，遭到撤职。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省委常委郭滴人、团省委书记陈荣，也遭批判，受到打击。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责为“右倾”。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斗争》发表张闻天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批判了何叔衡。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中共江西省委及红区各县委的许多干部都受到批判。除了“会寻安”、“永吉泰”受到《斗争》、《红色中华》点名批判，在这两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被点名的还有“宜（黄）乐（娄）崇（仁）”、“建（宁）黎（川）泰（宁）”中心县委以及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数以百计。“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此人人过关，造成人人自危。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决议》还规定：“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有两篇批判邓小平、火力颇猛的文章，作者署名“罗迈”。罗迈，也就是李维汉。那两篇文章是《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
李维汉曾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在一九二七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他曾一度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后来，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到苏联去学习。他在一九三二年底回国，一九三三年三月他才到达中央苏区。起初，他连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批毛泽东都不知道。所以初来乍到的他，被什么“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弄得稀里糊涂。张闻天带他去“会寻安”，他也一时闹不明白。李维汉后来这样回忆往事：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