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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全部批语，这种消极的反映论只不过是批者思维的一时迷误。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从康德开始着重探讨的。
这方面泡尔生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他在书中这样指出：“盖吾人之身体，本由物质演成。惟既已发育为有机体，则当其发展之初期，虽大受物质之影响，而及其进化之程度渐高，则渐能抵抗物质之势力，遂能由其意志变更外界密切关系之事状，且能间接自变其形体也。”
批语原来对这一段话是持怀疑态度的：“吾尚疑人是始终无能力者，虽精神发展之后，亦易尝不为自然界所规定耶？”
大概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批语随即就否定了这一观点：“吾既作上文所言之后，又得一种之意见如下：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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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批语又以此推之于社会：”吾人之于自然也，若个人之于国民，然个人受国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国民除去个人亦失其势力矣。审此则吾人仍有责任，仍有自由之意力。“关于人的社会性，批语并非全无察觉。从泡尔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观念，批语一方面理解到：”国民实际连合而生存，固也。“
“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住于其中不可离解。”但又认为：“至谓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也。”接着自然而然论到人的“本性”还是由环境酿成的：“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若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
诚然，此可以酿成之本性，吾谓之可能性。有此性，吾人于是乎有责任矣。“
这里所谓“责任”
，从其他有关批语看来，显然即指改造世界的责任。由此，批者也就为自己这种伟大抱负在哲学上树立了根基。另一处批语，则明确指出知识（理论）同改造世界的关系：“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是否可说，前述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论哲学、伦理学为大本大源的思想，是在读完、批完这本《伦理学原理》之后，一个较成熟的总结概括，才欣然命笔的。
关于圣贤豪杰作用的问题，自然是青年毛泽东多年来萦绕在脑际中的。
《讲堂录》记有这样的话：“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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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四年之后的批语，于此就有所发展了。由于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责任在改造世界，于是便自然产生“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什么是圣人呢？批语说：“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换成我们现代的语言，这即是说：圣人就是坚决的革命家。批语又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宜为合乎伦理之言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说明毛从一开始追求真理、关心国家命运，就极其重视普通人——人民群众的作用，就树立了“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这种对英雄豪杰的看法，就根本不同于当年陈独秀的膜拜英雄，卑视群众，以先哲自居的思想。
批语还提出“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辩证观点，这一方面是严格要求自己“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至最高”
（批语中许多处论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又了解到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应将自己视为普通一员。
从１９１７年长信中的下一段话，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毛还在学生时代，就是重视人民群众的智慧的：“天下之人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在《讲堂录》中可以看到，毛当时对宋明理学是相当推崇的，有这样的记录：“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
；“阳明格物，思荀生之理”
；“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
；“人心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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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对人的主观意志、精神的能动性是过分夸大了的。关于高扬人的主观精神和意志作用的问题，圣贤豪杰与普通群众的问题，以及变革世界的责任等等问题，我们相信在《心之力》一文中，必有更完整、更深刻的阐述。否则，唯心主义的老师必不会将这篇文章奖掖备至，打一百分。我们也可以作这样一种推测：就哲学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同时更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在当时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水平。也许我们还可以作这样一个类比：《心之力》正好像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写的“博士论文”一样，虽然马克思这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已经在文中以一种纯熟的方式应用着辩证法了。
从所有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学生时就对哲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终身不衰。原书第八章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他批道：“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在这１２００字的一章里，提到了宗教、世界观、形而上学、惟（唯）物论、无神论、泛神论、怀疑论、宇宙的构造和本质、灵魂不灭与死后的生活、时间是什么等等，一大堆哲学家思考着的问题；也提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黑格尔、费希纳等一大批哲学家。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一章的。他在这一章书的头上，写了长长短短一共１９条批注，一些是提要的性质，也有抒发自己的观点的。书中的一些观点，在毛后来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
例如，书中引证了斯宾诺莎的话：“世界者，现实也，其绝对一致之本质，则实体也。
一切事物，虽若独立之状，而实皆实体之所规定，实体次第发展，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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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进化之世界，与无意识进化之世界，而此两界间，又有普遍中行之性质。至管理此两界之自然律，则又出于实体之自动，而非若机械之受迫于外力也。
夫实体既不受外力压迫，而特由内部冲动，以开展其本质之内容，而为现实界，是即其唯一自由之原因焉。“这与《矛盾论》说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的。
泡尔生书中的哲学思想，最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就是强调抵抗、对立面的作用。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毛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这一段的上面，批注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
，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
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哥）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
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
，就对了。因为１８１４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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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批注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挫折，没有冲突，没有波澜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人生所不堪的。为此，他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
有之，其惟仙境。
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