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
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７月１１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
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１９００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万里填的一首词《贺新郎》，是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
，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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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
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
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７月１１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
毛说，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
，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１９５８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
（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
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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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５１
更多。说１９５８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４０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
，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１３张牌，基本靠手气”
（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
我们又说到１９５８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
；反对“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我将当年第９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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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
的议论和谋划对策。
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
，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１９５８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
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７月１４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
二字。
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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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７月１７日下午５点到夜１０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关于总路线，真有７０％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３０％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１９５７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
，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
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
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７月１１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
，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８万多人，到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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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７０，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
（这还是指１９５８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１３００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１９５９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
，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