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第38部分

　202

　　　　６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

　　　　，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

　　　　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

　203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７９１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直至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１９４０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

　　　　同时由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昧于所谓国际形势的两极对立，以所谓“反修、防修”为国策，为评定一切言行的准绳。一个曾经同斯大林教条主义作过胜利斗争的人，又为斯大林教条所束缚，走向主观意志的极端，推动一次又一次向“左”转的运动，终至出现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剧，也造成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如不经过彻底的清算与批判，要使之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个道理。作

　204

　　　　８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者回顾这段历史时着意提出，如“大跃进”

　　　　、“文革”这些严重错误，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的。这样就更能启发读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形”与“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

　　　　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论及。

　　　　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

　　　　这当然是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符咒词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艰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正如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

　　　　例如，中

　205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９９１

　　　　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又辱的心态，也反射到“士”本身。毛泽东早年曾经师法的颜习斋，批判宋儒也有过头之处：“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

　　　　；“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这不仅轻视理性认识的意义，且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作者就此谈到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如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

　　　　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

　　　　，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大体上由两组文章组成。后面一组是继续《探原》的工作，对毛泽东的早期政治、美学、教育思想以及早期历史观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作者从第一手材料的翔实考证和精密分析，引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前面三篇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进行宏观探讨。同后面一组相比，这三篇是写意大笔，粗线条的轮

　206

　　　　０２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廓勾勒，不像对早期思想研究那样工笔细描，铢分毫析。很希望作者能如《探原》一样，继续将中期、晚期思想深入钻研下去，撰写出一系列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论来。

　　　　这件工作，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可以启发人们从文化的更深层次来进行历史的反思。

　207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A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

　　　　他的一生，曾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习惯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曾长期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此，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国外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千计，近年尤注重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实践及晚期思想。

　　　　在毛泽东生前，国内出版过若干种写他的书，其中多数很难说是科学的研究。陈伯达在延安写的几种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曾发生过较大影响。萧三的一本，提供了一些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材料。

　　　　我在５０年代初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曾影响过一代青年，也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１９８０年再版本是增补改写过的，其影响似乎在

　　　　此文是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为《晚年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原载１９８９年２月２A日《光明日报》。

　208

　　　　２０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国外大一些。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时出现了许多宣传毛泽东事迹的印刷品，还出现了几种民间版本的文集和语录。这些更谈不上研究，大抵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宣传品罢了。只是在民间版的文集中，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若干不易见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

　　　　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