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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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终于伤筋动骨。

　　　　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１９６３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①可见，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②用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出波匈事件”。这种办法随之同“大跃进”纠缠在一起，于是不断反右倾，反保守，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１９６２年３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继１９５６年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新的说明，并嘱陈毅讲话时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这就是有名的“脱帽加冕”礼。可是又好景不常。随后９月召开的八届十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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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１３

　　　　全会，毛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１９６３年开展的对修正主义的公开批判，加剧了对待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文艺和教育的估计上。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相继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解放后的教育制度质疑，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于是批文艺“黑八论”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迭起。从批《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打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罢官》，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实际是为政治批判揭开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宣称：这“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必须进行这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群众“奋起”

　　　　，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这也是就农业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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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困难而言，但他并未采取过实际步骤。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

　　　　，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

　　　　“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

　　　　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过去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但凡事过犹不及，问题是如何结合今天的实际予以贯彻。如果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置，认为唯有体力劳动最为可贵，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且是相对立的了。

　　　　对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析，毛泽东晚年更是走向极端。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如前所述，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１９５８年，他评断国内阶级情况时所作分析的结论是：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其中，第二个剥削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因此，全国解放以后，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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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２３

　　　　各行各业，无日得宁。在他的心目中，电影、戏剧、小说、史学、哲学、理论、经济、军事无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都可以被利用影射反党，直到李秀成也难以幸免，最后宋江成了代表“投降派”的靶子。

　　　　“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

　　　　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４。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从历史上考察，毛泽东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示过重视民主的意思。井冈山时期，尤其是在１９２９年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在军事建设上坚持贯彻民主精神。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制度”

　　　　的新中国而奋斗；发动整风运动，也采用了发扬民主，以统一党内思想的提法。他历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成”。从在野的地位变成了执政的地位之后，他就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强调民主问题了，更从不提及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１９５７年７月，他曾希望通过整风反右，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①可是随着而来的大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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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大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美好的愿望就一直搁下来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亲手造成了与此目标完全对立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有着同一信念、同一奋斗目标，而且每个成员都是自愿宣誓加入的党来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由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民主集中制的适用性就值得考虑了。而且，毛对这个原则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点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既包括民主又包括集中，但集中是应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并非高于民主的东西。可是，人们常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而在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集中日益脱离民主而存在，首长负责制变为个人集权制，一言堂、一锤定音、鸦雀无声等等，成为生活的常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最后蜕变为个人独断专行。当然，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渊源久远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难以充分贯彻民主制度的客观原因。

　　　　延安整风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组织上也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①这种规定自然同党内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有关，当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由于预见到革命斗争复杂而艰巨的形势，中央其他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的信服，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作决断。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开

　　　　①《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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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２３

　　　　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个人决断之权，应当说，在客观上已失去其必要性。上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前后，有关三大改造尤其是农村合作化道路问题，直到１９５６年批“小脚女人”走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