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纪念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毛泽东思想A论坛》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编入本书时，小有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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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不管从做人的方面来讲，从追求一个指导思想方面来讲，还是从对国家的责任感来讲，我们是远不如他们那一代的。所以我尽力搜集了不少材料，在１９５２年写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从内心感到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厉害得多。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年湖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毛泽东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候，先是汤芗铭、后是张敬尧的统治，非常之黑暗，袁世凯称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等等，整个国家情况非常危急。我写那本书的时候，长沙还没有找到《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湘江评论》也只发现第一期。后来修订出版时，他们那一代的情况，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看得更清楚了。
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而酝酿的时间则更早。毛泽东在１９１５年写“二十八画生启事”
，征求朋友，他多年来就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实践理想，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是从讲求做人开始的。在那个社会，立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件大事，然后才谈得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怎样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呢？
新民学会内部就有些分歧。从做人这一点来讲，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共产党人还要不要讲究做人？我觉得还很有意义。这个做人的问题（以及人性、人道等等问题）
，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是不好谈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很大一个方面是从人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也是从人（人类的总体到个体）
出发。
恩格斯讲劳动创造人。
我们从这个理论发展到最后，似乎只有体力劳动对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农民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人，而忘记了恩格斯还讲过社会作用的关键性，从社会猿进化到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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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日渐发达的社会组织，决非仅仅依靠体力劳动这一局部作用。特别强调体力劳动的作用，自然就要轻视知识，乃至打击知识分子（我把话题又岔开了）。从做人这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确确实实走了歪道。
新民学会是从讲究做人开始的，我以为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
讲这么一个例子。巴金不是共产党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他写的一部《随想录》，很多人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他讲了许多真话，他忏悔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怎么乱七八糟跟着跑，参加批判别人，也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他的忏悔表明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可见做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曲折，几十年的磨难，其实人人都不会没有一点自我感觉的，即你自己到底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所得所受何在？有什么内疚与安慰？因此做人的问题还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因为很难说今后就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了。
“文化大革命”时不是有一些震派人物、风派人物吗？这种风派人物现在我看还有，有的还很典型。最近几年就发生了一些“左”的情况嘛，也有一些人跟风转嘛。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向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前辈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的做人，从做人出发，然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再讲个例子。张治中，是我们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听人说过他的一件事，他曾经对蒋介石上过两次万言书，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时候，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第二次日本投降后打内战，他又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可见他同蒋介石是有分歧的。
可是张治中从来不讲蒋介石，有关蒋介石的坏话也好，好话也好，他都不讲。
这个事情恐怕有个做人的原则在里面。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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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做人这一点是不是可取呢？是不是他过到共产党一边以后，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他的功劳就更大一点？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历史作用，并不会因为有个张治中说好说坏而有稍许的改变。从做人来讲，张治中这一点不无可取之处。作为谈判代表，他希望和谈成功，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和谈破裂，他倒过来，就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由于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在和谈中倒过来，就有很大的价值，对整个国民党人士、中间阶层、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同他的做人也是分不开的。张治中于１９６９年逝世。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种种过激和形而上学现象，张治中极为反感。他曾对家属说过：‘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
“１９６７年国庆节，张治中又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观礼，此时，他已是久病在家，体力不支，但他坚持由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他想对毛泽东说句话。果然毛泽东又来到他的身边。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
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这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①我们党里面也好，社会上也好，不要说那些风派人物，许多领导干部同张治中比，就差得远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另外，我刚才讲了，新民学会确确实实为我们党的建立做了准备。
５０年代初，萧三同志同我闲谈时就谈到过。在我的书里面也写到了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同萧三谈话时，曾
①转引自《文摘报》１９２年７月９日，第９４５期，《张治中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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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新民学会是党的前身。现在大家研究的结果，以为新民学会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尤其是湖南党的组建，起了打基础的作用，而且从整个党来讲，新民学会培育了一批杰出的领导人物，杰出的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还有罗章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人，他９０多岁了，全国政协委员。
不久前我请他谈过一次。当年他在长郡中学，后来考取了北大。
１９１５年就同毛泽东结交，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与蔡元培的关系始终很好，他被捕是蔡元培保出来的，出来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
“六大”
时他是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问题是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个野心家当时采取了很多不正当手法。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讨论的时候，王明、米夫他们有时讲俄语，中国同志没法听懂，完全由他们操纵。罗章龙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全总党团的，我是中央委员，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我们都是中央的，你王明算什么。”他们反王明反得很厉害。但是问题就出在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
，“分裂党的中央。”罗章龙对此可能有他的看法。三联书店出了他的《椿园载记》，写他前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等活动。
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同他一起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以后这两位朋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湖南出了他的《椿园诗草》，里面有纪念何孟雄的诗，显然是另有看法的。
罗章龙这个问题是做了结论的。
据罗本人谈，是在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之后，才组织非常委员会的。对此事赞同的也好，不赞同的也好，现在还有些人活着，可以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点，最好留一个较完整的资料下来，包括罗章龙本人的资料。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讲过，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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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是错的。
我这里附带讲到罗章龙，因为，在新民学会里面，对建党，对党初期的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他曾起过很大作用。
这次参观新民学会成立纪念馆，似不见罗章龙的名字。
还有易礼容，现在也过９０岁了，他当时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早年曾一起活动十年之久。
新民学会的历史资料、人物情况非常值得研究。蔡博同志决心将他父亲蔡和森情况进一步研究清楚，以期写出更好的蔡和森传记①。
蔡和森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的人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用“猛看猛译”的办法学习，他法文不好，就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他是党内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之一，比毛泽东接触得早一些，也多一些，后来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编《向导》。还有一个张昆弟，益阳人，后来在洪湖牺牲了，那时湘鄂西的负责人是夏曦。夏曦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学会里面，夏曦、郭亮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毛、蔡他们年轻。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到湘鄂西以后大搞“肃反”
，错杀了许多人，张昆弟、柳直荀、段德昌大批领导人都被错杀了，总之，新民学会成员的情况，关系重要的人，要注意研究。
在法国蒙达尔尼那次会议的争论，１９２１年１月新民学会在湖南开会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是坚决革命的，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一种是主张教育救国的，认为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要从教育着手，代表人
①非常不幸，此文编入本书时，得知蔡博同志已于今年（１９１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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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就是萧子升。他比毛泽东高三个班级。那个时候在第一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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