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非常不幸，此文编入本书时，得知蔡博同志已于今年（１９１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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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就是萧子升。他比毛泽东高三个班级。那个时候在第一师范学生里面，在杨昌济这些老师的眼中，萧子升是第一个人才，毛、蔡可能还稍次一点。
萧学曾国藩，经常正襟危坐，古书也读得很好，左手也能写字，本事很大，人也很聪明，所以学会成立时推他当了总干事。到了法国以后，他把“革命”与个人前途结合起来，要走所谓温和的道路。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官僚，长期寄居国外，据说是７０年代中在乌拉圭死的。他晚年还写了一本书，《我同毛泽东一道行乞》，谈他们游学的经历（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
湖南人熟悉的还有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等，这些人没有参加革命，后来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这里附带讲讲教育救国、改良主义问题。
对这些，我们过去批判、否定得过分了一些，因为从事教育，培育人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延续性，总是要有人做的，社会要发展下去，不能中断，同工农业生产一样，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教育也不能一日中断，社会生活必须有教育。教师传授知识，教怎样做人，对于革命也是有益的。但是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天下就只有两家，像小孩看电影一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红脸，就是白脸；革命的最好，不革命统统不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之极端。新民学会７０多人，有３０多人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余的就是走教育救国或以教书为生的道路，这当然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里面最坏的不过熊梦飞、易阅灰两个人。所以这个团体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值得大家来研究。建党前，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有争论。
我看这一次的纪念文章，对当时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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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只能相对地搞清楚，不可能绝对地搞清楚。几个人经常交谈，互相绝对信任，经常商量事情。
即使原来没有叫小组，后来也可以加上个小组的名称。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就行了。至于建党之后，党与团的区别那是严格的，当时叫做“大学”
与“中学”。
再讲一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意见，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在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织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有。也谈到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早期最佩服的是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梁启超。王夫之、谭嗣同对他也有影响。杨昌济学贯中西，讲究实践，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以身作则的好教育家，一生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学生》，情文并茂，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今天读来，仍有教益。文章说：“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
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
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
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这样辩证的知行观，是他毕生的宝贵经验。杨昌济的教学精神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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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学会这批人都受杨昌济的影响，受杨昌济的求学、问难、做人、立身、处事和爱国的影响极大。还有曾国藩，那时湖南人（当然不止湖南人，陈独秀也如此）谁不佩服曾国藩？毛泽东在当年的通信中，就表白过他对曾国藩由衷的敬仰。曾国藩是效忠清廷的打手，集儒法权变于一身的角色，他用思想、用学术（所谓大本大源）征服人，他把太平军消灭，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太平天国讲上帝教，毁孔庙，曾国藩就用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做动员口号。我们大革命时也很“左”
，也是砸孔、砸庙的，搬菩萨的，厉害得很，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的思想里面也有“左”的东西，（长沙街上贴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大标语）现在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经过了修改的，当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尤其在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
，不“左”是不可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来受“左”之害，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于革命奋斗之中不无关系。革命人物又多急功近利，总想超越历史，实现自己的理想。问题在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为什么晚年搞了“大跃进”不算，还要搞一个“文化大革命”
，演成党和国家的历史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呢？
追溯一下思想来源，在新民学会的时候，毛泽东总有不少先入为主的东西，使他早年的思想和思想的初恋，到晚年还起作用，这也是一种“返祖现象”吧。在他早期的思想里面，吸收的不仅有那个时代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中国的东西，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从孔孟到颜习斋、王夫之等书本上的东西，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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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习俗上来的，以及从广大群众意识，特别是农民意识、农民战争那里来的很庞杂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这些人身上都有反映。
一直到他的晚年，这些早年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清除掉。这些是题外的话了。我们研究早期这些人物思想的时候，还需要把人物的中期和晚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５０年代我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时，如关于曾国藩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等，我有意识地回避了；１９８０年修订再版，才涉及了这一点及其他有关的思想资料。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有有形的影响，有无形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文字上的，有些影响存在于社会习俗之中。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我想讲一点今天研究新民学会的现实意义，他们那一代人当时从讲究做人出发，到立志救国救民，他们所做所想的，他们的言行等等，对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呢？
最近看到２月１５日的《世界经济导报》，上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今天仍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况。六七十年以前，毛泽东、蔡和森等所处的国家危机情况同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情况，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但是有一点还是基本相同的，就是中国还是落后而贫穷的。
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
７％，１９８０年下降到２。
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占日本的１４，１９８５年下降到１B５；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美国超出中国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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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后两方面，我们同西方、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危机感主要属于这个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谈到最近确立的沿海地区战略等等，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这种危机感应该让大家特别是年轻人理解。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的种种问题。
有人提出教育危机，人才外流，“读书无用”。读多少书也搞不成一个万元户嘛，搞万元户不一定读很多书嘛。现在不少的大学生讲实惠，耽于玩乐、吃喝、过早恋爱之类，这种情况值得忧虑。我们应该唤起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尽管今天中国的处境同７０年前新民学会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建国之后，“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
，不断搞政治运动，不断搞“左”的东西。
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走了这么大的弯路，阻碍了我们经济和科学技术更快地发展。
这次开人大、政协会议，议论最多的是物价问题、党风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农业问题等，反映了我国今天的现实。因此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的时候，应该唤起现在青年人的一种危机感，使他们关心怎样更快进行改革，把国家搞得更好。新民学会那一代的奋斗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尽快改变落后状态。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还有沉重的人口包袱背着。我们也还有特殊的思想上的包袱。不少人议论，有两个大的思想包袱：一个是封建的东西，几千年的影响；一个是“左”的东西，几十年的影响。
这两种阻碍我们前进的深重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彻底清除。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会有资本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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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腐朽的东西侵蚀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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