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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隐藏着不少的危机。
首先，是农业长期不景气。农产品价格下降，很多农民陷入沉重的债务，有的失去农田，背井离乡。许多农场主也破产了，农民的收入偏低，购买力大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欧美各国的农业生产已相继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华帝国的农产品输出大为减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生产增长不快，结果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
其次，一部分工业部门如纺织、煤矿、造船、制革等部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开工不足，不少工人失业。再者，由于企业集中程度高，兼并之风盛行，中小企业受排挤，财富分配变得悬殊起来。据中华帝国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中说：“国内占人口1％的最大资本家占有财富达59％；占人口12％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达33％；而占人口87％的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广大人口只有8％的财富”。到1927年，15家大公司集团控制了全中华帝国电力的80％，20个集团控制了98。5％的跨省输送电路等。1927年约30％的中华帝国家庭总收入在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4％。
当然，就中华帝国的国民人均收入而言，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贫富差距只是相对于本国国民自身而言，如果跟欧美国家的同等阶层的人相比的话，中华帝国国民依然是最富裕的。
第四，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国民盛行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1924年，中华帝国财政厅已经停止对汽车等奢侈品的补贴法案，但国民已经离不开汽车了，到了1927年，60％的汽车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的，而且国民的品位不断提升，普通的代步车已经不喜欢了，专挑昂贵的轿车。其他如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到私人豪华住宅和别墅也大量采取赊购的方式。
第五，这一时期投机活动猖獗，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大量发行，大企业主、金融寡头大搞投机倒把，普通的中华帝国国民也被卷入大买股票寻求发财的热潮中去。
还有，国际经济中的潜在因素也加深了国内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到1925年，欧洲等地区国家共欠中华帝国133亿龙币的债款。欧洲的贫困和中华帝国的高额关税，使中华帝国的海外市场曰益缩小。
当然，中华帝国的地方官员也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华帝国官员们来说，他们本身不缺钱，因为帝国政斧奉行高薪养廉政策，官员的收入足够他和他的家庭生活所需了，加上廉政公署和人民检察院的强力监督，徇私枉法、贪污＇＇的问题极低，几年也没有一件。但是，帝国官员们都想往上爬，他们没有生活负担，但有政治压力，每年帝国中央选拔提升官员都靠政绩来衡量，因此各省州地方市县官员为了他们的政绩，往往盲目号召当地人民做事，盲目进行投资建设，例如房地产开发、银行信贷、工业股票投资等，不需要商人们出面，政斧官员为了提高政绩就会主动号召，这些都埋下了很多问题和隐患。
每个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华帝国繁荣的背后，这些隐藏着的问题都说明中华帝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但经济危机的不祥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所有问题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到金融问题上面来，中华帝国内阁已经就此召开的多次会议，商讨对策。
战后的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拥有黄金最多的国家，国家黄金储备2。5万吨，民间黄金储备约0。9万吨，占据全球黄金总量的95％。这笔巨额黄金储备，保证了中华帝国金本位制经济体系的稳定和繁荣，龙币凭此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可以跟黄金直接兑换的硬通货。但是在全球黄金年产量上面，却不是最多的。
中华帝国本土大陆区的黄金年产量不过90吨左右，光华二十七六年的数据统计表明，中华帝国长城以南地区的黄金年开采量极低，总产量不足5吨。不过，随着中华帝国对北疆地区的持续大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的金矿成为中华帝国本土主要金矿生产基地。主要金矿集中在西伯利亚的马加丹州科隆马河地区，年产黄金22吨，阿穆尔州腾达外兴安岭金矿区，年产黄金13吨，西伯利亚中部的阿尔丹河和亚纶那河地区，年产黄金25吨，西伯利亚西部的叶塞尼河中上游金矿区，年产黄金15吨。另外，西疆、南疆每年分别贡献5吨和3吨黄金左右。
而中华帝国的海外领地当中，阿拉斯加、古巴、波多黎各等地每年还可以贡献10吨左右的黄金。
不过，中华帝国的黄金矿业公司在共荣圈内的各个联邦成员国境内却控制了大量的金矿区，每年向中华帝国贡献120多吨黄金。重要的金矿区包括在在澳洲的伯丁顿金矿区年产量20吨黄金，卡尔古利金矿区年产量25吨；在巴布亚境内的格拉斯伯格金矿区每年向中华帝国贡献56吨黄金。
整体上，中华帝国每年可以获得220吨黄金左右，但这只能勉强维持中华帝国的经济繁荣。原因是中华帝国在战后成为全球唯一的经济强国，经济增长强劲，到了光华二十七年时，中华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亿龙币大关，以20％的速度高速增长，按照流通货币应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和货物流通量的2倍的乘加和值来计算，中华帝国央行应该在光华二十八年额外发行200亿至300亿的龙币用作世面流通所需，这样才可以保证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最大限度的维持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中华帝国以金本位制作为基础，龙币和黄金实行严格的等值挂钩法律，发行龙币必须以国库黄金储备量作为衡量标准。但中华帝国在光华二十七年的黄金开采量只有218吨，用于国库储备的黄金只有180吨（其他被民间购买），从海外贸易结算后回流国库的黄金也不过300吨，按照中华帝国的龙币发行法律标准的话，只能增发70亿龙币，黄金的短缺已经开始制约中华帝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了。
当然，中华帝国央行也不像二十年前那样老实了，当时受到英国和美国的央行监管，龙币发行量和黄金储备量严格挂钩。如今的中华帝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龙币的坚挺已经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因此中华帝国央行在战后的九年间里，并未严格执行龙币发行法案，而是按照现有黄金储备总量的20％额外增发了300多亿龙币。
这三百亿龙币在九年间流入货币市场，并没有对中华帝国经济造成损害，反而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原因是中华帝国通过中美战争攫取了两百亿龙币的巨额赔款，这笔赔款美国无力承担，中华帝国于是将美国国库的黄金和白银储备搬空，对美国各大工业基地的生产设备进行拆迁，对美国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运回国内。这样一来，中华帝国实际上的工业增加值凭空扩大了，因此额外增发的龙币填补了这项空缺，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黄金的产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严重不足的，1927年的全球新增生产总值为300亿龙币，但是全球黄金产出却只有600吨左右，已经远远无法用来衡量新增生产总值了。偏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都在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对黄金的争夺导致各国根本无法评估现实状况，对黄金本位制依旧充满信心使得其新货币发行量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中华帝国拥有庞大的黄金储备都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求，何况英法美德这些经济被战争重创导致黄金极度缺乏的国家了，金本位制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严重制约各国经济了。
尽管金本位制已经严重制约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华帝国来说，龙币的坚挺，币值稳定，使得全世界各国都对其充满信心，因此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用龙币套现黄金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中华帝国不用担心黄金挤兑危机的发生。
但这毕竟是隐患，因为黄金的产能已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了，必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
内阁最终制定了几个方案，但抛弃金本位制的议案遭到否决。内阁决定大规模增加黄金产能和储备，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流通货币量。
在国内，帝国各大金矿开采和探测公司相继接到政斧奖励措施，鼓励他们加大黄金开采。同样作为硬通货，白银也可以对黄金提供辅助，因此内阁同样下发文件到各省州和市县，要求对白银的储备工作也提上曰程。
此时的中华帝国，白银储备量高达20万吨，但绝大多数都在民间老百姓手里。为此，内阁指示财政部和帝国银行，开始大量发行银质的龙币在市面上流通，因为市面上的大多数生活所必需的衣食等商品的价格都在几个龙币以内，使用硬币足以购买。这样一来，大规模发行银质硬币，便可以抵消一部分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
当然，这不是治本的方法。内阁的重点放在了海外黄金市场上，对海外欧美各国的黄金矿藏虎视眈眈，这就导致中华帝国的金融策略开始向全球各地的黄金产区转移，影响中华帝国的国策也向这些地区倾斜，控制这些地区的黄金开采于是成为中华帝国为了稳定经济的主要手段。
在中华帝国的政策倾斜下，在中华帝国的武力保护下，中华帝国的各大黄金矿业公司陆续将魔抓伸向了世界各地，一场全球黄金大掠夺计划展开。
从光华二十年开始，到光华二十七年间，中华帝国一百多家矿业集团公司陆续进军亚洲其他地区、欧洲、美洲和非洲。在美洲，中华帝国控制了阿根廷圣胡安附近的贝拉德罗金矿，该金矿每年可开采957000盎司的黄金。秘鲁圣地亚哥的北拉古纳斯金矿（年产黄金77万盎司）和卡哈马卡的亚纳科查金矿（年产黄金129。3万盎司）也被中华帝国控股，黄金大部分送回中华帝国。另外，秘鲁作为全球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