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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象梁启超刚才评价的那样，现在的这部宪法草案，实在是民国以来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草案不但充满了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通篇贯穿着“主权在民”和“权利制衡”的政治原则，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湖南当日的实际情况，有浓厚的务实情怀。
“既然卓如都如此说了，草案不日便可提交宪法审查会通过。”一位学者说道。
“对了，要不要把这宪法草案给小杨将军一份，让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个通电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学者忽然提议道。
“是啊，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单凭湘军之力，是打不掉张敬尧和唐天喜这两个祸害的。”有人表示了赞同。
“这是应该的。”梁启超想起了那次蔡锷做东“喝花酒”时酒宴上那位俊雅谦和的少年将军，不由得点了点头。
“他要是不赞同怎么办？”李剑农笑问道。
“我猜他一定会赞同的，而且还会想办法保证这部省宪的落实。”蒋百里突然说道。
“哦？百里兄为什么这么肯定？”一位学者好奇的问道。
“我们不可以用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他。”身为军人，却充满了学者儒雅之风的蒋百里自信地说道，“这部省宪如能顺利实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劳。”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辕。
在客厅里，两个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
“瀚之可否告诉我，所谓的‘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新教育具体是什么，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新教育是习科学，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之类了。”
“其实这个分别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瀚之刚才所言，并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要知道，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百家典籍，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华所言不错，是这样的。”
“照表面看起来，其实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旧教育代表主观的教育主义，也就是—个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教育主义，其教授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社会能够支配个人，而个人却不能够支配社会？这我怕是不能赞同，简言之，我中华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伽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而欧罗巴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能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而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
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
“瀚之果然博学，能够一针见血。”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伽牟尼、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
“我对此所知不多，还请仲华明示。”
“那我就来告诉瀚之，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伽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伽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实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伽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稣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伽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我明白了，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殉夫为道德，象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对，这就好比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公共卫生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的效果方面，总是很小的。现在的南宁，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哪怕是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轿了。”
“是这样，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并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而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完全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听了对方的话，杨朔铭不由得默然。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其一，可见之于家庭教师的许多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其二，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其三，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德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却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段，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象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