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枪械从热兵器中独立分出时起，异形枪就已应运而生，并与通常的军、民用枪械一同不断发展。异形枪的种类非常繁杂，因为它们的使用者和目标各不相同，而且使用环境几乎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场合，如专为间谍设计的特殊武器格外强调隐蔽性，而民用防身武器往往倾向于轻便易携和装饰性。与庞杂的种类相比，异形枪的产量一般却很少，有的甚至是为某一目的而单独设计制造的孤品。同时因为其用途特殊，它们往往不象其它枪械那样标明生产年代和厂商，其中很多甚至无法辩明其准确型号。但不管怎样，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异形枪在杨朔铭的推动下，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族群，现在大致将其为伪装枪、匕首枪、超微型枪和特种枪等四大类。
伪装枪一般都会以身边常见物品的外形来掩饰其实质，以达到隐蔽和麻痹对手的效果。同时它也是异形枪家族中的主力军，种类最多，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被用来当做它们的伪装，如烟盒、钱包、笔、手电筒、挂锁、照相机、烟斗、手杖、拐杖、雨伞、公文包等，有些体积很小的物品，如口红、打火机、皮带扣甚至是一把大门钥匙，也有可能成为异形枪的藏身之所。
象杨朔铭刚才送给徐世昌的两把异形枪，便是一把做成了手杖，另一把做成了毛笔。
蔡锷把玩着手中的“枪剑”，回想起前几天在家中遇刺时的情景，脸上忍不住现出了愤恨之色。
虽然在卫士的协助下，前来行刺的歹徒被全部击毙，蔡锷本人安然无恙，但蔡锷的妻子儿女却受了极大的惊吓，且有两名卫士和三名蔡府仆人（二男一女）为了保护他们当场遭枪击身亡。而尤其让蔡锷感到愤怒的，是在同一天，云吉班的小凤仙也遇刺身亡。
一想起那个无辜惨死的花季少女，蔡锷的心里便如同刀搅一般难受。
蔡锷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对方想要以此事来打击自己，她根本就不会死。
小凤仙的鲜血，加上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现在的蔡锷，对于布党的阴谋和真实面目，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
蔡锷将手中的“枪剑”检查了一下，然后取下了平时一直佩带的佩刀，将剑佩在了身上。他佩好剑后，又试了试拔剑和瞄准，这才回到桌前，开始处理桌面上的文件。
江西，南昌，江西督军府。
“怎么还不休息？”
正在写信的唐璟转过头，看到唐夫人将一件衣服披在了他的身上，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暖流，他笑了笑，放下了手中的笔，轻轻握住了她搭在他肩膀上的纤纤柔荑。
唐夫人双臂轻轻的搂住他的脖颈，不经意的看了看桌面上的信纸。
“是写给杨瀚之的？我的督军大人？”唐夫人笑着问道，话语里带有一丝戏谑之意，和掩饰不住的自豪。
现在的唐璟，已经由原来小小的镇守使，升任为主管一省的督军了（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各省将军又改回了督军的名称）。
唐璟点了点头，握了握她的手指。
“杨瀚之的边防督办要被拿掉了，是不是京里有人暗中使坏？”唐夫人轻轻歪过头，看了几眼信中的内容，问道，“你是想要劝他不要离职吗？”
“不是，离职的事，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我知道他为的是什么。”唐璟摇了摇头，说道。
“你果然是他杨瀚之的知己。”唐夫人笑道，“从他上天云山的那一天，我就有这种预感。”
“虽然我是不赞成他离职的，但我想，以他的性格，没有留后手，这么做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对他这么做并不担心。”唐璟说道，“因为到现在为止，他还真就没有走错过。”
“那你写信给他做什么？是请示汇报，还是表忠心？”唐夫人开玩笑似的问道。
“都不是，这封信，其实是关于地方自治的。”唐璟伸出一只手将信拿了起来，递给了妻子，“这地方自治，一直是他比较关心的问题。”
“自治？是他想在江西，也实行湖南那样的自治吗？”唐夫人微微一愣，问道。
“湖南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江西和其它的省，咱们中国，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省都可以实行自治的。”唐璟说道，“我觉得他是明白这一点的，他既然非常关心自治的实效，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看到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告诉他。”
听了丈夫的话，唐夫人的眉头微蹙，接过信仔细的看了起来。
“……自晚清以来，‘地方自治’在民间是一种极为普及的政治思潮，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党，还是其它社会团体，都对‘地方自治’怀有浓厚之兴趣。梁任公曾言：‘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一国政治之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者，即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
“如君所常言，若欲实现全民民主；其路径，是军政——训政——宪政；而训政时期之唯一之要政，即‘地方自治’，其操作模式，即以县为基本单位分县自治，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期间，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官皆由人民选举。”
“君谈及日本政制时曾言：日本之市、町、村组织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要考察日本政制，最好看看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他们这种地方自治，官治气息很重，是不合乎民权主义及全民政治的要求。”
“湖南行自治之后，或言为防自治省割据，分裂国家主权，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此论理由有三，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或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事实果真如此乎？答曰：非也自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得有大治之成后，有好些省亦仿效设立自治筹备处。江西即是如此，曾设立自治人员训练所，大规模训练人才，约数年之久。又江苏江宁县亦进行地方自治，设立村治育才馆；浙江则设立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凡此皆是仿效湖南开办，不过有的从省来作，有的从县来作。从县来作的除江宁县外，广东广西福建亦办地方自治，定数县为全国模范县，有大批的款项，派好多贤达人等筹备办理。可到了今日，无论从县作的，从省作的，有获成功者，亦有失败者。失败地方之自治机关则统统取消，且只听见取消，没听见有人反对取消；取消之后亦无人可惜。综其原因，乃其所办的事情，只不过筹经费，定章程，立机关，振人员，人员虚掷经费即完了”
“璟等对此情况，多方考查，乃至自治失败之地，多为连年天灾**，民不聊生，而当地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于此而设立机关，空谈自治，是无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其筹备地方自治无法定组织，各自为政，多假托于地方官吏豪绅之手，支离破碎，名实俱无，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
“顾将军（顾品珍）主政云贵，前日亦写信告之，曰吾省以农自立，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农为业，而农民全散处于乡村，故自治之基础在乡村。近年以来，因受天灾**之影响，不独边远地方以及匪区灾区农村濒于破产，人民救死不逞，即号称富庶之区，秩序未经破坏，亦且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生活不能安定，对于自治事业，自难感觉兴趣。”
“所谓土豪劣绅即指乡间一般人之愚懦受欺，一二人之威福自恣的事实；却非某个人的品行问题。破获烟赌而罚款，军警机关行之，其祸犹小；自治机关行之，为害实大。禁烟禁赌，诚然最宜由地方自治来作这功夫；但假使自治区公所亦能破获烟赌，随意罚款，那便是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了。乡民愚昧懦弱，自是社会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非经济进展，文化增高，无法免除土豪劣绅的事实。但若本着数千年无为而治的精神，让他们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却亦不见得有几多土豪劣绅。所怕得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请君试想：本自容易受欺压的乡民；将其划归一个区域、而安上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机关，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又可以强制的向他们加捐要钱，检举他们某项罪名（例如烟赌）而处罚他们；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制造机会，让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以法律上地位而已；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且资他以实力。”
“湖南自治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