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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天，一位外表上看显得毫无恶意的男人在威廉大街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在这里，他被当作了一名退休老师。他的证件显示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公民。他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胡子也没有经过精心修剪。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他将在这里安装一枝特制的带有瞄准镜的枪。他会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瞄准着首相府的阳台，他沉着冷静，没有丝毫的急躁。直至有一天，他将在一个最佳的角度，最佳的时机，向那个本来能够改变历史的人开火。
这个人的名字叫托尔尼。
1916年1月，托尔尼出生于瑞士，他的家庭是虔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他是家里的长子。他所接受的是正统学校教育，在16岁那年，他离开学校，出去学习做一名制图员。
托尔尼曾经参加过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在那里大家激烈地讨论当时的世界大事，其中也包括共有主义和国家社惠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对托尔尼来说，他青年时代便受到了国家社惠主义思想的影响。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阿道夫？希特勒才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祸害，而并非斯大林。他们甚至把希特勒看作是“撒旦”的化身。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言论。他们似乎很担心希特勒会迫害天主教并担心新异教在国家社惠主义运动中兴起。他们认为，希特勒对提倡无神论的苏联太过于软弱，希望希特勒对斯大林宣战。然而不久，他们便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不知是什么时候这种仅仅是学生气的狂妄言论变成了真正试图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托尔尼在担任制图员的期间，托尔尼阅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开始学习德语。他的计划是通过伪装成一个充满激情的国社党党员来接近希特勒。就在1935年的下半年，他把这一计划变成了现实。
1935年7月9日，托尔尼一清早就搭上火车离开了瑞士。他给家人留了一张非常简短而又语意不详的条子，上面写着：“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将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带着一本《我的奋斗》还有从母亲那儿偷来的几百瑞士法郎，去了柏林。
一找到住的地方，他就开始勘查政府所在区域，但是很快就了解到希特勒的住所。他除了暗中打听那里的安全保卫情况，还在树丛中练习枪法。他在多数时间里都是来回反复思量每一步计划。他选择了正对着首相府阳台上一个有利位置，租下了这间房子。他确定在这里可以直接击毙希特勒，因为他已经了解到希特勒会偶尔（不是经常）在阳台出现，向支持者们展现他的领袖风范。
8月9日上午，机会终于来了，希特勒要在阳台上向一些支持者发表演说，托尔尼选择的位置相当好。托尔尼看到了希特勒，开始准备自己的武器，准备开枪。但希姆莱紧紧跟在希特勒的身边，挡住了希特勒的半边身子。托尔尼想耐心地等待着最佳时机，但他又担心机会就这样稍纵即逝，便先向希姆莱开了一枪。
子弹击中了希姆莱，希姆莱向一边倒去，这时希特勒的身影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听到枪声的希特勒意识到了危险，他猛然转过身，想要离开阳台，而这时托尔尼再次开火了，子弹击中了希特勒的后背，希特勒的身子晃了晃，但却没有倒下去，倚在了一位卫士的身上，托尔尼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再次开了一枪，击中了希特勒的后心。
（三百九十九）新首相人选
阳台上的人们一时间全都惊呆了，此时希特勒的身子仍然没有倒下，托尔尼继续开火，再次击中了希特勒，不过这时护卫人员也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立刻便有无数子弹向托尔尼射来，此时托尔尼的枪已经打光了子弹，他虽然没有被击中，但却来不及给他的枪重新上弹，他离开了窗台，取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手枪，打算离开房间，但党卫军的士兵们此时已经冲到了楼下，托尔尼打伤了两名党卫军士兵，当他发现无法脱身时，打算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朝自己的胸口心脏的位置开了一枪，这时党卫军士兵冲上来抓住了他。
希特勒、希姆莱和托尔尼被一同送进了医院抢救，当天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均宣告不治身亡，而托尔尼却奇迹般的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伤势好些之后，托尔尼便被交给了帝国安全部，经过审讯，托尔尼被正式以蓄意刺杀国家元首的罪名起诉。
托尔尼在法庭上的证词让人费解。刚开始，他声称自己是受德国一个很具影响力人物的指使，这人是他的“保护者”。但是当继续盘问他时，他却坚决拒绝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也拒绝说出此人动机的具体情况。有人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医生的精神鉴定证实他精神状况良好，完全可以站在审判席上。有人则认为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说他满脑子充斥着扭曲的空想主义思想，这次行动完全是他一人策划的，原因在于他想要成为一名烈士。
经过法庭的审判，托尔尼被指控违反了1933年颁布的《德国国家与人民保护法令》第五款，刺杀政府首脑和官员。法庭传唤了证人，也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托尔尼被要求在法庭上解释其行为。托尔尼告诉法庭，这次行动都是他一人所为，为的是全人类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他没有试图辩解或请求法庭宽大处理，但是，在陈述结尾时，他坦言自己“并不了解希特勒先生”，并表示对这次刺杀行动的悔意。但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被判有罪，并被描述成一名“典型的谨慎、狡猾、智慧和有经验”的杀手，托尔尼随后被判处了死刑。瑞士当局对此选择不予干涉。他们没有请求法庭任何宽大处理，也没有要求给予减刑。他们甚至都没让托尔德的父母知道他的死讯。托尔尼随后被送往柏林普勒岑塞监狱的死囚牢房等待行刑。
普勒岑塞监狱的生活让人难以忍受。囚犯们每天早上5点就被喊醒走出牢房到外面放风，他们的早餐是一杯掺水的咖啡和一片面包。那些和托尔尼一样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被严格隔离开来。他们被戴上手铐、脚链，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房门上的一个小开口送进去的。他们头顶上是一直亮着的电灯，灯光照亮了狭小牢房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准会见来客，不准锻炼，不准工作。食物常常是一些参杂着土豆皮和残余肥肉的清汤，可以想象一切多么糟糕。
将要被处决的囚犯会在当天下午得到通知，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整理妥当。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狱警通常在黎明时分来接送他们。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们会被带去“准备”。胡子刮掉，手绑在背后，衣服扒光。远处的铃每打一下，就有死刑犯被带进处决室，在那里断头台被掩藏在一块沉重的黑色帘子后面。执行官示意以后，帘子就被拉开。死刑犯被捆绑在断头台上锃亮刀锋下方的木板上。
托尔尼原定于1935年12月被处决。和其他死刑犯不同是，他刺杀阴谋的神秘背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调查，因而对他的处决也就一拖再拖。托尔尼曾又两次被提审，但是审讯者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托尔尼在普勒岑塞监狱滞留的日子过得相当痛苦。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链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他的家书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更加坚定的信仰和一次次燃起的乐观态度，当然大部分信件都被当局没收用来帮助调查。这些家书也流露出了他后悔与“激进分子”相交往，因为他们就是幕后的“保护人”，刺杀阴谋的教唆者。1936年2月，托尔尼在家书中感叹他的命运：
“假如我还能够为上帝服务，假如我不曾放弃造物主，背叛主宰万物的上帝，背对黑暗中的光明，我就不会在这儿。”
1936年3月12日，托尔尼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告诉父母，他的死期到了：
“亲爱的父亲、母亲：
……这将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是我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这让我对明天早晨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我的脑袋还没有搬家的时候，还抱有希望。
……我乞求上帝饶恕我的敌人。我乞求那些被我惊扰过的人们的饶恕。
……最后……我拥抱你们。我想哭，但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的心像裂开了一样……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
你们的儿子。”
由于他这封信，当局需要对他的遗言作翻译、分析和审查，因此托尔尼的这颗“冷静的脑袋”又一次多留了一天。1936年3月14日黎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希特勒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德国与全世界。在他遇刺的当天晚上，国社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高会议。第二天，在国社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培尔宣布希特勒去世了。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党员们都痛哭起来。
国社党发布的讣告以沉痛的语调说道：“这样一个人去世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用有力的手，在战争的废墟中，在全国举起了战旗，扫荡了我们敌人的抵抗，牢固地建立起了属于德国人民的党——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人、国家社惠主义的伟大领袖、德国人民所敬爱并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躏的德国的舵手，德国人民的领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