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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杨朔铭转身来到电话桌旁，拿起了话筒，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一个急促而兴奋的声音。
“苏联的二号人物？是谁？噢，我知道了，很好。”杨朔铭放下了话筒，回到桌前翻了翻，找到了一张贴着一个小胡子的俄国人的照片的表格，看了几眼，不由得扬了扬眉毛。
“有意思，他竟然会选择到中国来，这以后的历史走向，还真是不太好预测了。”
华夏联邦财政部情报局，秘密会议室。
此时，在这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坐着四个人，其中的三个人坐成一排，静静地倾听着对面的一张椅子上的那个把脸隐藏在阴影里的人的讲述。
这三个人，一位是情报局长“降龙”，一位是周冠笙，一位是水井。
“……对于这次开庭，我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往后，还会有一连串旨在剪除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十月革命的领袖们的大规模审判。从这一天开始，暗杀基洛夫的罪名便要在每一次大的政治审判中被提出来，并且每一次都要强加于所有被告人的头上。”
“许多对这一次所谓的莫斯科审判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罪恶的根源在于他对这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复仇**。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的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的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斯大林的‘复仇快感’这一术语，是他有一次在与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似乎友好的谈话中无意间说出来的。这次谈话是1927年一个夏天夜晚的事情了。隔了很多年，才有了这一系列的审判。当时，斯大林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说道：‘盯住敌人，仔细研究实施打击的每一个细节，为这不可避免的复仇开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还有什么能比干这事更快活呢？’……”
“斯大林有这种凶残的意识，实际上丝毫不足为怪。在高加索那块他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上，流血仇杀的现象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如今也屡见不鲜。毋庸置疑，复仇欲在斯大林剪除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阴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复仇。其实，斯大林首先就是个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他办事冷静，老谋深算。众所周知，他曾出于谋略而多次克制自己的感情行动。在争权夺利的路途上，他不只一次地舍去尊严而吹捧自己的对手，有时甚至还吹捧自己的死对头。而且，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可以背弃自己的至亲好友。例如，尽管他对托洛茨基恨之入骨，但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他却出于个人需要，把这个对手吹捧一番。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将托洛茨基捧为十月革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党应该把促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几乎不放一枪就投奔到布尔什维克阵线上来的功绩归之于托格茨基。正如你们所能想象的，斯大林当时就这么巧妙地把对死对头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中。后来，这种仇恨凶猛无比地发泄出来，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的彻底垮台。”
“另外，多年的友谊也丝毫不能影响斯大林杀害布都？穆迪瓦尼和谢尔盖？卡夫塔拉泽，只因为这两人曾一度站在与他对立的政治立场上。”
“应该说您对他也非常了解。”周冠笙看着这位他曾一度很是崇拜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流利的用俄语说道，“您的说法验证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
“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我刚才和你们强调过斯大林特别记仇。不过，我认为，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特点。我记得那是1928年的一天夜里，那时我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我悄悄拜访过加米涅夫，以表示我对他的支持，以及反对斯大林及其卑劣阴谋活动的立场。在我与加米涅夫谈话时，我曾用了这些话来形容斯大林：‘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阴谋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从他的权力欲……他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这样做有助于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着的就是抓权。为了巩固权力，他暂时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却会把我们都扼死……斯大林只会报仇，他怀里时常都揣着一把匕首。’”
“您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不是为某个群众大会准备的，也不是为了蛊惑人心，而是单独说给一个本身也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听的。”周冠笙点了点头，示意那个俄国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继续说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消灭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决定，是他整个篡党夺权行动的必然结果。开始，他满足于把对立派领袖放逐到西伯利亚和监禁在集中营里。但这仅是暂时的，因为他正忙于巩固自己的**制度。这一目的达到后，他就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于是开始毫无忌惮地向潜在的对手们下毒手。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杀害，彻底地、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对斯大林来说，暗杀基洛夫是审判和镇压老布尔什维克所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这阴谋发生在1934年，也决非偶然。这一年，我们的国家刚刚从深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而国家之所以陷入这一危机，就是因为期大林在工业化和集体化道路上采取了盲目冒进的政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经济改造这一构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那时，斯大林还坚决反对过这种构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声称，修建第聂伯水电站对苏维埃俄罗斯来说，恰如一个俄罗斯乡下佬试图卖掉奶牛去买留声机。可是到后来，当他宣布反对派分子不受法律保护之后，他却改变了对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将这一构想据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农业集体化要根据工业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逐步实现，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来个‘全盘集体化’运动。在这件事上，也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极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彻底、更不妥协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便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fǔ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是坦克和军用飞机。”
“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村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
“我知道，那一天曾有大量的俄国农民逃亡到了哈萨克省，向我国政fǔ寻求保护。由于难民数量太多，给哈萨克省政f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水井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的。”布哈林继续说道，“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我记得，当时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大规模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水井说道。
“是的，在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大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斯大林的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它商品。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
“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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