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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勇说着，将还未抽完的烟头放进了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收回刚才的那张命令和自己的打火机，这才说道：“现在我来分配工作，龙继续负责电视台项目，并加紧、加快与三井财阀的合作；蛇，你和你的人注意一下，两天后会有一艘载有我方情报人员的邮轮到港，到时候你负责接待他们，并尽快安排顺利他们潜伏下来，有合适机会的话，就让他们当中优秀的那部分去尝试渗透日本即将成立的两大情报部门；鼠，你和你的工作组最近需要在经济情报方面加强力度，总务院的国家资源部是你们奋斗的对象……”
元勇很快就把工作分配了下去，随后分别领命的每个人再次复述了自己的任务后，这才相继离去，而像这样的“大规模”集结会议他们也是好久没有开过了。
1943年8月4日，载着有共和国金属冶炼集团也称“中冶集团”一行二十四位考察成员的一艘邮轮，从广州港出发后经那霸终于抵达了日本东京，前来迎接的日方最大官员是来自日本总务院商务部的一位副部长，随同而来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日本本土金属冶炼企业代表，简单的欢迎仪式之后，这中冶集团的一行人等便被日方算是最高规格的一队轿车接走，随后下船中的人群中还有一些同样是来自于共和国的人，他们也就是军情局派来的一批特工，随即他们被分车接走，而那些作为琉球人民共和国第四批强制驱逐回日，也是最后一批的日本人也终于在呼天抢地的哭喊声中走下了邮轮，踏上了他们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而同样是这一天，不过是在下午…许抵达上海的日本“岛丸”号邮轮也劈波斩浪横渡东海后，也终于抵达了此行航行的最终目的地，不过到现场欢迎日本来华考察企业家们的共和国方面官员就少了许多，只有共和国上海特别行政市的一位外资企业管理办公室的主任，陪同共和国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事和日本驻华代办处上海办事点的负责人。
不过，到现场欢迎的人虽少，共和国方面的接待等级却不低，此次迎接这批赴华考察日本企业家们，在日方驻沪外交代办点的努力下，这外资企业管理办公室特意叫上了一支由清一色奔驰一系轿车组成的豪华车队来现场负责接待这些日本企业家们，而随后安排的企业家们入驻酒店也是浦东地区最豪华的共和国“君豪世纪大酒店”，反正这钱是由日本总务院外事部买单，最终落在的还是日本的纳税人身上。
所以，欢迎现场没有瞩目的横幅、没有鲜花、没有欢呼，只有一支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字黑色长龙的豪华奔驰车队，单日单车租金不菲的它们在码头的排列架势确实是太过于醒目，让得那些下船的一个个不知是谁出钱的日本企业家们都感觉倍有面子，从港口到入驻酒店的一路上都是笑呵呵的观赏上海宽阔街道两侧的高楼林立，或者是大道上的车水马龙，梦想着有朝一日，大和民族也能像这样繁华如梦。
第一百零四章 来华者
第一百零四章 来华者
耸立于共和国上海特别行政市浦东新区的一栋大厦，恐怕自完工庆典以来也从未有过如此深受各方关注，即便是当初“君豪世纪大酒店”成功入驻该大厦，并将这现代化大楼改名为君豪大厦的贺典也是如此，这一次有幸成为各方关注中心，主要是因为这里在8月4日这一天入住了一群来自日本的企业家们。
对于共和国人而言，“日本”这个词并不陌生。
从当初震惊中外影响巨大的中日台湾冲突，再到不久之前的半岛战争、琉球战争。共和国的发展与壮大似乎很多时候都与日本息息相关，而对于日本的企业而言，共和国人了解得并不多。
综观由古至今的中日关系史，作为亚洲绝对老大的中国历代王朝似乎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完整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天朝”让周边国家有了“附庸国”与“蛮夷”之分，像朝鲜、琉球这样的国家是甘愿并入这个体系，而日本却并不甘心，相反的是它吸收了中华民族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所以，中华民族在看待大和民族是基于自我表面认识和感性推理，比如很多时候华夏之人都会称“东瀛乃海外岛国，蕞尔小邦罢了”，这便是对于日本的表面认识，而感性推理则是“日本自古学习中华，守华夏恩泽日深月久，实乃一中华附庸国而已”
追溯历史所有踪迹，中日的正式交往始于公元前108年，倭人到汉朝的乐浪郡献贡，直到公元240年魏国才派出使团首次“访日”，而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个被拒绝掉的请求在表露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之外，也再一次表现出对于中华而言，朝鲜的地位远远高于东瀛日本。
两大民族的交往频繁时期在隋唐时期到来，在这一时期日本曾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也八次东渡日本，不过这一时期的交往似乎有些让中华民族的当局领导者惊奇，因为日方并未像以往那样请求给予他们册封，很显然“东瀛这个不受中华所重视的附庸国已经有脱离君臣关系的念想”。
白江口战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当时唐军大败日军，而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华所主导的册封体系的桀骜都已经显露无遗，而大唐王朝并未有追究太多，对于这个曾经有所忽视掉的“臣子”，大唐王朝给予了更好的外交有待，其到华使臣的地位并不低于新罗的使臣地位，甚至唐玄宗还将日本称为“君子国”，但日本呢？他们已经将朝鲜称为近藩、唐朝称为远藩。
公元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
华夏历史发展至宋代，两国官方交往进入了低潮期，但民间贸易交往和僧侣从来却有所发展。不过单纯为了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和那些始终坚持传播宗教思想的僧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华夏民族对大和民族不太了解的状况。
而蒙古帝国的兴起覆灭了华夏民族历史中璀璨繁华的两宋文明，在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的同时，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但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皆以对日方各方面情报的缺乏、仆从军战力低下而相继受挫，与国家间来往低沉相反的是民间经济往来却进入了高潮期。
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地区商品贸易的速度进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中日民间经济贸易合作，业已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早期的跨国合资集团，并且这些集团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成为政治统治者的心头毒瘤——“倭寇”。
这一状况，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像张士诚、方国珍这样的准军阀势力割据力量。
所以，大明王朝的开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为了实现心目中的“长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当然他也同华夏历史之前数个朝代的皇帝领袖一样，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开始重建以中华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昭告天下的诏书中写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从这诏书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国防守性国策”，在之后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又几经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终都对于日本这个蛮夷之国抱有忽视之意。
万历援朝战争算是中日之间第二次兵戎相见了，但明廷对日本的无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时任明朝兵部的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只得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来解释这场日本挑战大明王朝权威的战争，所以赢得战争胜利后依旧没有继续追究，依旧牢牢践行着“防御性国策”
在清朝，对日本的清楚了解的中国人也并不多。
康熙年间，有人称“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而直到历史的滚滚车轮来到近代，当甲午战争的惨败作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战，也是中华民族首次对日的耻辱性巨大失利，一举将华夏民族的“华夷”体系击溃得毫无踪迹，同时也让两国命运开始斗转星移。
所以，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感知、认识、了解等等，都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但总的来说，了解程度大多集中于几个词汇，“东瀛、蛮夷、倭寇”，其次就是“甲午战争”，而这些词也非常清晰的体现出了对日了解程度的浅薄，而至今已是经济影响力足以撼动全世界的共和国里，民众对于日本的了解也变成了——“曾经的敌人”，能真正认识到日本还是一个“可开发的广阔市场”的人还并不多。
反观日本，这个师从中华的“东夷”自唐代开始，就非常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华夏资料，在大唐王朝留学的日本学生回国之时都会倾其所有来购买书籍，日本遣唐使也是多方入手、广泛开展，力图将大唐王朝方方面面的细致了解的他们，似乎最大的任务并不是来朝贡的，而是来刺探情报的。
即使是后来日本有了闭关锁国之策，他们也精心通过长崎这个对外窗口来了解中华情况，在清朝浙江督抚李卫在呈雍正帝关于日本的奏折中，就称提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还聘用具有法律、军事等专业知识的中国士人”，所以到了近代之后，日本已经成了比中国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