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我们的大业天子才好。
是说他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呢，还是说他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豪华铺张穷奢极欲巡幸江南的是他；
兴师动众耀武扬威北出边关的也是他；
如今，不避艰险亲蹈绝地生死不惧的还是他！
为了他心中的大业宏图，大业天子可真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历朝历代哪个坐稳了皇位江山的天子如此玩过命？
穿过祁连山就到了河西的张掖郡，至此也就结束了对吐谷浑之地的巡行。这次巡幸，大隋在原吐谷浑的辖地新置四郡，第一次将几乎全部的青海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当年两汉极盛之时，也只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设置过郡县，大业天子一心要追撵汉武大帝，此时可以说是大大超越啦！
在水草丰盛的柴达木盆地，大业天子又突发奇想，设置了专职牧马的“马牧”不说，还纵牡马两千匹于草原川谷，希望能育得龙种良马。此事后来“无效而止”，但大业天子的想象力还是让人叹为观止。
但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边。
早在河西的时候，大业天子就以盛大威严的中华礼仪接见了高昌王等西域二十七国（也有说三十多国的）来朝的使者。那是一次大陈中华文物、大摆宴席、大奏九州古乐并表演百戏的热闹非凡的盛会。张掖、武威两郡的百姓被命令穿上节日的盛装来看热闹，衣服车马不鲜亮者，地方官还要“课之”。荒凉的戈壁滩上何时有过这样的场面，西域胡人能不个个目瞪口呆？这些西域各国使节，还有大批胡商，后来又随着大业天子一起到了长安，到了洛阳。为了进一步让四夷威服，东都又大演百戏，盛陈文物，大开市禁，着力渲染大隋的富庶，以期进一步提高大隋王朝的威望。
大业六年（610）正月十五，好戏才正式开锣。
按照皇帝的命令，端门外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有执丝竹器乐者一万八千人同时表演，声闻数十里，令人耳晕目眩。入夜更是灯光烛火照耀天地，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皇帝同时命令，百官及仕女百姓都得坐在街旁搭好的“棚阁”上观看表演，并且个个“被服鲜亮”，这样的表演一直持续到正月结束，直看得西域胡人神魂颠倒。
因为来了大批西域胡商，诸国使者又向皇上请求允许他们入市交易。皇上当然不会不准。为了款待西域胡商，官府先命整个东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就连卖菜人的坐席也用上等的龙须草编成。胡人客商皆由官府人员带领，“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值”。
贵客临门，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饭饱且不要一分钱。客商临走，主人还要再加一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弥天大谎当然难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着大街上缠着缯丝的树木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这样的问题自然没有人能回答。
也没人敢回答。
别以为这只是古代才有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仅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国就又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那次来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双方暌违已久，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走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感到了“怪诞”。尼克松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按我们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划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国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敌人，所以政府不会组织群众欢迎尼克松。按尼克松自己的说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窗帘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荡荡。”
那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到来让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如临大敌。在他访问北京期间，所有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前放学或下班回家。那时候正是日短夜长的二月，八点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会上街了。这是一个叫周大伟的当时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一学生的回忆。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达前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还是周大伟的回忆：“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紧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尼克松后来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上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借我一生》中对此也有述及。据他回忆，因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上海市政府虽然没有像北京那样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却居然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去“占领”那里的每一个商店橱窗。这并不是出于对这些人的绝对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至于南京路两边的居民，也得到通知，窗户只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又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而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余秋雨的母亲也被安排在窗户后边挥手，多年以后，老太太依然记得很清楚，“居委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多难拿捏的尺度。也真难为三十多年前那些百姓以及官员们了。
同样深感为难的，还有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百姓商贩以及那些官员们。
时代毕竟不同了，三十多年前被小心翼翼打开三分之一的窗户早就豁然洞开，许多有形无形的围墙栅栏乃至紧闭的铁门都早已被改革的洪流冲得稀里哗啦，所以我们现在才能拿那些事当笑话讲。
但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官员与百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劳民伤财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大业天子夸示四夷的做法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却没能长久地维系华夷朝贡的体制。就在大业天子西巡归来后不久，曾经是一片大好的西域形势就发生了逆转。这当然与民族问题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业天子的兴趣很快转向了东边的高丽，政策不能一以贯之，又要四处出击，难免顾此失彼，最终使经营西域的成就前功尽弃。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后来是这样评价的：“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
李大都督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大唐贞观天子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英明神武的贞观天子也有并不英明的时候。当然，那是后来了，后来的事以后再说。
南方的海
大业天子实在是个精力过分充沛、思维过分活跃、干事情过分追求完美的人。他实在是太想太想当好一个皇帝了，而想要将偌大的中国经营好，实在又是极其的不容易。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的他经常是四面出击多头并进，在经略西域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南疆海域。《隋书》是这样介绍的：“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
差不多与他同时代的唐太宗手下着名的谏臣魏徵则评价说：“（隋）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对杨广总是贬多于褒，或者干脆就是有贬无褒，魏徵这样的说法充其量也就是褒贬相当吧。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里，秦皇汉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穷兵黩武的代名词。但大业天子本来的志向就是要追秦撵汉，魏徵之流的评说别说他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会拿它当了耳旁风，反正他要干的事谁也拦不住。
流求也写作琉求，是台湾的古代称谓，也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所以不说也罢。
被称作林邑的则是如今的越南中南部一带。早在隋文帝时代就对其有过攻略，只是由于气候差距过大，隋军水土不服，统帅病死，杨广即位后停止了这场战争。但大业天子的目光并没有真的离开南部那片蔚蓝的水域，还有那片浩渺水域中或大或小的岛屿。皇帝的目光如此深邃邈远，所以《隋书》也就有了这样的记载：“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不知有国近远。”
既然是那样的一个大国，大业天子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后来被派遣率领使团出使南洋的是大隋屯田主事常骏。那次出访前后历时一年之久，既大大促进了大隋与南洋诸国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贸易，同时还招徕了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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