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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住得离学校有些远，亚历山大·尤洛夫到他家时，已经是将近晚上七点了。门铃响了好长时间也没人开门，最后传来了一个迟疑的声音：
“是谁啊？”
“亚历山大·尤洛夫上尉。我找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
门开了，亚历山大·尤洛夫对意外情形总的来说已有所准备，但是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真的是头发剃得精光，整个脑袋涂满的不是绿药水，就是药膏。就在两个月前亚历山大·尤洛夫与他相见时，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还留着宽宽的浓密的胡子，可是现在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还真的有点像刑事犯。
“请进。”主人有点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笨拙地把手搭在光光的脑袋上，“我这个样子不太方便见人。也许，都难认出我未了？”
“瞧您说的。”亚历山大·尤洛夫大度地说，其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不自在。
他跟着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进入房间，眼睛朝四周看了看。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台开着的电脑，周围堆满了公文夹和纸张。
“您现在在什么单位工作？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说您想找一份在家干的工作。”
“是的，我幸运地被安排进出版社做编辑，还兼做校对。上帝没有亏待有知识的人，可是现在这是难得的事。此外，他们给我的不仅仅是打印好的材料，还有最初的手稿，这样，我对它们进行修改，校正错误，最后交付的就已经是完稿的作品了。为此，我可以每星期去一趟出版社，一是交已完成的稿子，一是拿下一部稿子。在我这种状况下这是最好的出路了。您知道，这样的疾病落到了我的身上，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身上的药物散发出令人讨厌的气味，使我现在几乎不与任何人打交道。最让我难受的是，现在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却不得不隐居起来。”
“不得不离开学校，您不觉得惋惜？”
“怎么跟您说呢……”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笑着说道，“我不想撒谎，而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曾经非常留恋我的学生，并且很喜欢教师的工作。但是我在出版社挣得多得多，实在是多得多。我们怎么尽说的是我，您可是有事来的。”
“是有事儿。”亚历山大·尤洛夫承认，“我们找到了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遗憾的是她已经死了。”
安德烈·格奥尔吉那维奇·图林低下了头。
“当然，”他小声说，“如果过了这么长时间，还傻里傻气地希望……在哪儿找到她的？”
“在离她居住的那个区挺远的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因此，我对您有个请求，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些听过您的选修课的学生中去。”
“您认为，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干的？”
“难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格纳·瓦尔丘克。”
“为什么就是他？”
“因为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就是在格纳·瓦尔丘克爷爷住的那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被发现的，而老爷爷本人在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失踪的那段时间并不在莫斯科，他的房子是空着的。您明白吗？”
“是的，当然……真难以理解……”
绰号叫科洛博克的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早就知道新年是最差劲的日子。持续好多年每到新年之前的十来天就开始了他的不走运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要延续到耶稣洗礼节前后。然后不知怎么地事情自己就会得到解决，生活开始步入正轨，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突然之间或多或少都能将就着给解决掉。但是这一个月，从十二月二十号到元月十九号，总是显得困难重重，恶劣到了极点。这段时间里，精心组织和计划的行动不知什么原因会突然垮台，那些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时候会突然生病或者离去，罪犯不知为何也特别猖獗且屡屡得手，而受害人和证人却变得固执和不友善，在侦查人员办案时不予合作。也许每一个人一年当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不愉快和不走运的事儿会接踱而至，问题堆成堆，喝凉水也塞牙。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上校的这个时期正好固定地出现在每年的新年节日期间。
今天已是十二月二十九号，正是他处于最背运的时候，因而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心情很不愉快。接下来将是连续四天的假期，这几天里所有的国家机关和组织部门都将放假关门，但是侦查员们的工作反而更加艰难，当然侦查员们不能奢望在这整整四天当中不去查找罪犯。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知道她的上司心情不好，因此她事先提醒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有时要咬人，但是她非常清楚地知道，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总是遵循一条极可贵的法则：如果部属正面临工作，绝不破坏他们的情绪。如果从一大早上司就拿狗来逼着他，那这位上司能从他的工作人员那儿得到什么好处呢？尖酸刻薄和恼怒愤恨是不好的助手和不中用的谋士，而部属在遭受领导的责骂之后往往不会卖力地去做许多事。上校还有一条法则：对部属不进行公开地严厉斥责。对于玩忽职守的工作人员，他认为一定要说点什么，不能放任不管，但是要两人单独地谈。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坚信，不能伤害人，不能损伤他们的自尊，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领导工作。
当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和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驾车来到的时候，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把尤拉·科罗特科夫也叫来了，因为尤拉·科罗特科夫也负责侦破作家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帕拉斯克维奇谋杀案的工作。他们已经商讨了一个小时，试图把前后联系起来，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结合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一直感觉，在她的意识当中闪现着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但是每每没等她反应过来，没来得及抓住它，它就消失了。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她建议道，“需要找一个小孩。”
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瞥了她一眼，没有问什么，就拿起内部电话的话筒。过了一分钟，一个讨人喜欢的黑眼睛的侦查员米哈伊尔·多岑科走进这间办公室。米哈伊尔·多岑科是防止重大暴力犯罪科最年轻的侦查员。
“米哈伊尔·多岑科，请尽力地发挥想像力，”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要求道，“试着深入角色。您在良心上有罪过，很久很久以前的罪过，而且突然之间警察不知怎么地对与这很久以前的罪过相关的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发生了兴趣。就在您与警察局工作人员的谈话之后，您马上打电话给显然是您非常信赖的人，请他拿个主意，或者是询问他对民警这次行动的假想的解释。您是称呼他的名字还是就称‘你’。行吗？”
“我试试看。这个出主意的人叫什么？”
“叫维克托。”
“嗯，好吧。”
米哈伊尔·多岑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尤拉·科罗特科夫。
“维克托，我遇到麻烦了，”他开始诉说，“我需要你给我拿个主意。你知道，很多年以前我干了什么什么……而现在警察局的人向我问起了这事……”
“停！”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打断了他，“就是这样，很多年以前我干了什么什么……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普里加林没说过任何类似的话。他一开始就说，警察来人并问起有关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分娩的事儿。”
“你想说，这个维克托完全知道这事儿？”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问道。
“完全正确。”她点点头，“不仅如此，他不单革是完全知道这事儿，而且近期他还经常与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普里加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普里加林会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方式谈话。是吧，米哈伊尔·多岑科？喂，再来一次。”
“维克托，”米哈伊尔·多岑科重新开始，“记得三十年前那件事吗？那次我做了什么什么……是这样，今天警察局来了并问起……”
“真是个聪明人，”上校赞许地说道，“你这个伟大的即兴表演家把这给演绝了，米哈伊尔·多岑科。我认为，我们在局里已经不能按照任命来用你了。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是对的。如果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普里加林不是以刚才米哈伊尔·多岑科演示的方式谈话，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他和这个维克托经常讨论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她的这个分娩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谁有什么看法？”
“他们犯了一个拙劣的医疗上的错误并因此导致了婴儿在分娩过程中死亡，但是他们塞给了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另外一个婴儿。从哪儿搞到的这个婴儿，这是第二个问题。因为做剖腹产手术时施行了全身麻醉，产妇并不知道她的孩子已经死了。”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推测，“而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承认孩子的死。也许他们在试验一种新的制剂，而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对此并不知情。可是如果孩子死了，她就会把他们都送去坐牢。”
“有道理。还有什么？动脑子想，别像过节似的坐在那儿。”
“孩子没有死，但是到底还是被偷换了。”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