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只剩下中士村松精一郎等“在万死中得一生机的侦察队三骑”注13，于十六日逃回台北。苏力义军又取得了一次全歼敌人的胜利。
第三支义军，以江国辉为首。江国辉（一八四四——一八九五年），字耀明，号明亮，南雅厅大嵙崁人，武秀才。原籍福建平和县，先祖随郑成功从军来台。江国辉“好武能文，性急好公义。”日军既占台北，清总兵余清胜通书降故，人心震恐，于是乡人共议，捐金雇勇，以保地方。“初设安民局，嗣为抗日，改忠义局。募义兵一千人，以国辉为统领，吕建邦为副统领，李家允为帮带，简玉和为营官。”注14南雅厅乌涂窟黄源鉴亦聚众抗日，与江国辉声气相通，联络呼应。黄源鉴（一八五一——一九O五年），字晓潭，以号行。“幼聪颖，擅制艺，入淡水县学，继补增贡生。”注15其为人“朴诚勇敢知书”。日军自台北南侵，黄源鉴“以兵法部勒乡人，设授方略，屡败倭寇”。注16此外，江国辉还同三角涌的苏力建立了联系。在黄源鉴、苏力的支援下，江国辉所领导的义军也在大嵙崁重创南侵的日军。
先是，根据混成支队长山根信成的命令，坊城支队（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二大队）扫荡三角涌、大嵙崁两处义军之后，应在龙潭陂与山根支队会师。七月十二日，坊城支队自台北出发，分成东西两路，分别沿大姑陷河岸南行：右岸为坊城支队主力，包括三个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左岸为一个中队，担任右侧警戒。另外，第一联队第七中队奉命守备大嵙崁，作为坊城大队的后卫，也和坊城大队同行。当天，宿营于三角涌街。十三日，日军从三角涌出发，沿途遭到义军拦击，颇有伤亡。按原先的估计，最迟于上午八九点钟即可到达大嵙崁，但由于义军节节阻击，行进甚缓。据日人记述：日军走出三角涌五六里，刚到福德坑，突然“一发空炮为信号，在四面的山腰、山顶出现了约有二千余名的敌兵，一齐向我射击，枪弹恰如雨霰，或打碎岩角，或打折树枝，山谷响应，如万雷齐发。敌人据地物从上瞰射，我军全队都陷入研钵形的谷底中。”“这样，陷于敌圈之中，遭受敌袭两次，移时日斜，仍无暇吃饭，各兵都忍饥战斗，其间的困苦，殊非纸笔所能尽述。”注17原来，日军钻进了义军所设的包围圈。是日，江国辉“率大嵙崁义民阻击于分水岭，苏力父子率三角涌义民进围福德坑，黄晓潭等率众起自乌涂窟；四乡义民亦各率子弟军参战。日军四窜无路；死伤尤多。”注18直到十四日凌晨一时，义军暂停攻击，日军才得以移向字底坑北方一高地露营。
七月十四日拂晓，日军继续前进。天明时，日军至娘子坑，义军“包围如昨，进行猛烈射击，兵数比昨天大见增加，而且追蹑益急”。注19至此，坊城支队已完全陷入了义军的包围之中。“义军以日军无援，只增兵围困之，将使其粮尽自毙。”注20从十四日早晨起，日军后卫第七中队“粮食完全断绝了，连一粒饭，一块饼干都得不到，因从坊城大队补给一百袋‘道明寺’，中队二百二十六名人员才解了饥渴。”到十五日，坊城大队也面临“粮食不接，弹药将尽”的境地。虽然“在行进的路上屡次向民家征发鸡豕，但不足以多人充饥，所以在午后将从两三所民家收集而来的带皮大米磕开作粥，无奈其分配比例却是每二升分七十人，一碗里的米数聊聊可数，多的亦不过六七十粒，少的仅有二三十颗。”注21日军濒于绝境，便决定挑选四人，皆化装为当地居民，潜行出围求援。其中，除一人被义军截获外，有两人到达中坜，一人到达龙潭陂。
七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山根信成正在龙潭陂，接到坊城支队的告急报告。十一时，山根即率混成支队向大嵙崁进发。下午一时半，抵大姑陷河边。山根命令第三中队守备河岸，以第一、第二、第七中队及炮兵、工兵列阵于大姑陷河左岸，开始炮击右岸的义军阵地。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破了右岸的义军防线。但义军仍据守市街，坚持不退。战斗持续到下午八时。最后日军仍使出火攻之毒计，纵火焚烧义军据守的家屋。顿时，整个大嵙崁市街被笼罩于大火之中。苏根铨“奋战，遂阵亡”。黄源鉴“负伤，裹创陷阵，勇不可当”注22，出围后乔装渔夫，潜渡鹭江。苏力突围后亦内渡。江国辉为敌夹攻，遂被执。他坚贞不屈，英勇就戮。和他同时被俘的义民江排合、林万得等一百五十余人，被敌人押至田心仔村，全部用刺刀刺死。
大嵙崁战斗后，日军基本上控制了新竹的后路。这对台中抗日联军来说，更增加了反攻新竹的困难。
注释：
注1 《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注2 《日清战争实记》第35编，第2223页。
注3 《日清战争实记》第35编，第26页。
注4 《日清战争实记》第35编，第26页。
注5《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注6 《日清战争实记》第35编，第23、25页。
注7 《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注8 《日清战争实记》第36编，第19页。
注9 日方记载谓胡嘉猷死于此役（见《日清战争实记》第36编，第20页），日本和我国学者多从之），实误。事实上，胡嘉猷还于是年除夕参加了进攻台北之役。失败后，内渡，潜居广东梅县。卒年82岁。（见《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注10 《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注11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42页。
注12 《日清战争实记》第36编，第30－31页。
注13 《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第467470页。
注14 《台湾人物志》第6章，特行，《江国辉传》。
注15 《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注16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43页。
注17 《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第471一472页。
注18 《台湾人物志》，第6章，特行，《江国辉传》。
注19 《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第473页。
注20 《台湾人物志》第6章，特行，《江国辉传》。
注21 《台湾杭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第474页。
注22 《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四 争夺新竹城
台北、新竹一带义军的英勇抗敌行动，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也使一些地方官绅改变了观望的态度，开始筹备战守了。台湾民主国所任命的台湾知府黎景嵩，闻义军沿途截击敌人，颇有斩获，以为恢复有望，便召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会议，筹款守御，并开设筹防局，招募土客各勇，命名为“新楚军”，以副将杨载云注1为统领。
杨载云，原籍湖北，从军来台，积功至副将。日军占领台北后，曾奉黎景嵩之命，率一营北上御敌。然兵未到新竹，而新竹已为日军所占。杨载云遂扎于新竹以南。四县官绅会议后，黎景嵩饬台湾县知县史道济募勇五百人，署苗栗县知县李烇募勇千人，署云林县知县罗汝泽募勇一千五百人：此数营皆就地而募。另外，又令杨载云添募陈澄波一营，并以栋军傅德升、郑以金二营隶之，共成四营，称新楚军。“营制、营规一依湘、楚旧章，约略变通之。”时人称：“其勇虽为新募，颇娴规制，鼓以忠义，气皆奋兴。将官则有副将杨载云，尤为得力。”注2
此时，吴汤兴所统带的新苗义军已发展为六营，除卫中队营一营随身差遣外，其余徐骧一营扼扎北埔，邱国霖一营扼守尖笔山沿山一带，张兆麟一营分守三环水流东，陈超亮一营驻防深井，黄景岳一营仍守苗栗。注3黎景嵩准备将苗栗县钱粮作义军粮饷，并发给军装，“奈库款全无，未能多为接济”。于是发布告示筹饷，称：“各属绅富人等知悉：须念本府竭力图维，支持败局，无非为尔绅民，奠定地方，共享承平之福。且借款不过暂济眉急，一俟筹有巨款，即如数备还，亦并非本府有丝毫自私自利之心，一片苦衷，可对天日。现已派新楚劲勇数营开往前敌，会同义军，共图恢复，力扫倭氛。若非各属绅富激发天良，慷慨借助，其功必败于垂成，诚为可惜。……总望好义急公，勿存观望之见，庶几马腾士饱，无虞庚癸之呼。”注4由于黎景嵩竭力筹措饷银，新苗义军才得以维持。从此，新苗军与新楚军配合作战，共同打击敌人。义军与清军联舟抗日的体制，这才建立了起来。
当时，日军虽欲固守新竹，然仅一千余人，且处于新苗军、新楚军和新竹以北各庄义军的包围之中。如果黎景嵩能够主动与台南联合，集中台湾、台南二府的抗日力量，请刘永福全面主持作战事宜，则不仅收复新竹指日可期，而且战局必有转机。时人谓：“当是时，日军得台北一府城、二县治，西不尽海，东不入山，北不尽宜兰，南不出新竹城。而刘帅永福抚有两府、八县、一州、台中、台南循海至山，咸愿听命。日军恣睢台北，乡民到处为梗，迤西平顶山民亦时截其饷道，而本国又方有俄罗斯、德意志、法兰西三国逼迫，胁退辽东，兵船不敢出，进退维谷。全台之民，引领而望刘帅克台北；即不然，一偏师，新竹可立复也。”注5但是，黎景嵩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指日可以规复新竹，且心胸狭窄，怕请来刘永福反被分功。对此，有人评之曰：“自新楚军迭报小胜，黎景嵩举趾高，夜郎自大，尝谓刘军门是战将，非大将，不愿求援台南。……冀旦夕复新竹，即可称台民主（总统）焉。”注6“迨后请援，则事去矣！”注7黎景嵩未能与台南黑旗军及时地联合起来，这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失误。这样，规复新竹之战便只能功败垂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