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没有用过去的「紧缩」一词，因为它听起来太消极，而是用了「调整」一词。3 月 14 日对越战争已近尾声，陈云
和李先念可以对它的花费作出估计了，于是他们提出了在未来两到三年间进行调整的方案。他们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
一个新的机构，即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计划和财政工作。陈云被任命为这个财经委的主任，而过去几年里负
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将担任副主任，在他这位过去的导师手下工作。
陈云对他的同志们解释说，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从前，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工作。他会提供全局性的指导，但
是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具体工作，只能靠手下人去落实了。被任命为财经委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是陈
云最为器重的经济干部姚依林。
在 1979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我们还很穷，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大家都想实现现代化，但问题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均衡发展。搞
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想生产更多的钢，问题是 1985 年搞 6；000 万吨钢根本做不到。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些人笑话谨慎的人，让人觉得似乎他们是专门主
张搞少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确实，我们需要借外国人的钱，需要外国人的技术，但是人民银行有多少钱还账，你有把握吗？必须有把握还上钱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钱，
没有很好计算。地方工业跟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我们仍然缺少经验。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为。
＇1511＇
陈云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他还要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
料上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1978 年重工业在中国的工业产出中占到 57％，轻工业只占 43％。
＇1512＇像很多干部一样，陈云认为自 1958 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食品和消费品为重工业作出的牺牲超出了人民
的承受能力。在他的指导下，1980 年重工业只增长了 1。4％，轻工业增长了 18。4％；1981 年重工业下降了 4。7％，
轻工业增长了 14。1％。＇1513＇
宣布调整政策后不久，在 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召开的无锡会议上，地方干部和各部委官员都抱怨中央的经
济计划控制得太严。陈云也愿意让下面的市场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他坚持以计划为主。这难免让那些希望在当地建新厂
的人感到不快。一个天津代表的发言反映了会议的主要情绪：「我们正情绪高涨，现在却突然提出要进行调整，这是在
泼冷水，打击我们的热情。」＇1514＇胡耀邦向地方干部们保证说，中央仍然希望推动工业发展。赵紫阳则表示支持调整，
他解释说，调整能够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谷牧的欧洲之行曾让人欢欣鼓舞，但此时他也加入其中，解
释了调整的必要性。赵紫阳和谷牧一开口，会议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地方干部不情愿地同意了支持调整的会议报告。
＇1515＇邓小平也像赵紫阳一样解释说，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创造稳固的基础，调整政策是必要的。
受到调整政策约束的地方干部想出各种对策，避免使投资和开支降到陈云所希望的水平。当时，陈云的工作受到
他本人生病的拖累。1979 年 10 月 24 日他在杭州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在医院一直住到 12 月 4 日。回到北京后，他
又住院覆查，从 5 月 20 日住到 29 日。到 1980 年后期陈云重返工作时，预算赤字大增，为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问
题之严重使陈云痛下决心进一步加强管制，也使他争取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更多干部的支持。赤字的增加不仅是因为
对越战争的支出，还因为对农民提高了粮食统购价，减少了农业税，以及重新安置下放农村的返城人员所产生的花费。
此外，中央政府为刺激地方积极性，开始允许各省和地方企业有更多自留资金，这一战略也减少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1516＇它给各省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但陈云认为严重的预算赤字已敲响警钟，潜伏着灾难性的后果。＇1517＇
在 1980 年的下半年，陈云和平衡派处于攻势，且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在 9 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赞成加快工
业发展的人受到批评，被认为执行的是文革期间「错误的重工业政策」。＇1518＇
为加强平衡派的势力，邓力群于 1980 年秋天在中央党校开课，分四讲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他大力推崇陈云，
以至于有人指责他要搞个人崇拜。邓力群说，1949 年以来陈云的政策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儿？错在不听陈
云的劝告。现在错在哪儿？也错在没有充分采纳陈云的明智之见。全面落实调整政策至关重要。＇1519＇
平衡派还抓住渤海湾钻井平台倾覆事件大做文章，他们指责余秋里和康世恩试图隐瞒这次导致 70 名工人死亡的
事件的真相，这成了两人被撤销行政职务的前奏。其实，作为有经验的专家，余秋里和康世恩很清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
为承担责任，因此一向比敦促他们扩大项目的政治领导人更为谨慎。余秋里早在 1978 年 2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就警告
说，中国很难再增加石油出口，因为近几年并没有找到新油田，即使找到新油田，从发现到投产也需要三年时间。＇1520＇
钻井平台倾覆后，余秋里全面解释了事件的过程和原因。甚至与陈云关系密切的李先念后来也承认，余秋里是为不应当
由他负责的事情承担了责任。＇1521＇
虽然余秋里的国家计委主任一职被撤销，但仍被留在政治局。况且，邓小平仍然器重余秋里，他运用自己和军队
的联系，安排余秋里担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到 1980 年后期，陈云已经使主张对新项目和新基建收紧财政
控制的干部牢牢掌管了经济工作。＇1522＇ 相应地，陈云的支持者王丙乾担任了财政部部长。＇1523＇余秋里的替代者则是陈云
的长期盟友姚依林，姚因其管理能力和经济知识广受尊敬。＇1524＇
1980 年 10 月 28 日，为回应对十年规划的批评枣是十年规划导致了不进行认真分析、单凭愿望开列项目单的
后果，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观点，不再制定十年规划。有关长期经济发展的讨论只集中于制定五年计划这一更加慎重的
过程。＇1525＇
1980 年 11 月为 1981 年定出了很低的增长目标：3。7％，基建资金从 550 亿元削减到 300 亿元。有些人反对
说，这种限制会浪费宝贵的时间，陈云反驳道：「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
他说，1949 年以后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进的左倾错误。＇1526＇ 当时陈云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 年
1985 年）草案掌握着牢固的控制权，对预算和赤字进行了严格控制。＇1527＇
到 1980 年结束时，陈云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着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一年的年底陈云发表了支持严格执行经济调
整的重要讲话。12 月 15 日，排挤华国锋的九次政治局会议接近尾声时，邓小平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
他又说，陈云的调整政策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是因为「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必须「去
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1528＇简言之，华国锋要对不切实际的计划负责，而邓小平和陈云团结一
致，邓小平支持陈云更深入地贯彻调整政策的努力。
紧缩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邓小平必须向外国人作出解释，中国为何撕毁引进工厂和设备的合同。北京有权对付
失望的地方干部，但撕毁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将会影响到外交关系，让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质疑中国政府的信誉。
这个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的麻烦尤其严重，因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签订的；日本商业界在与中国
交涉时保持着克制，但撤销已签订的协议还是让他们感到恼火。早在 1979 年 3 月第一次减少开支时，与日本签订的大
约 27 亿美元的合同就被冻结。＇1529＇ 尤其是宝山钢铁厂项目的推迟，对很多相关的日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980
年 10 月底，就在中国正式宣布推迟合同之前，和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姚依林被派往东京，以使日方对暂停合同的宣布
有所准备。但是安抚日本高层领导人，将事情摆平，却是邓小平的任务。
邓小平难免要失去他在 1978 年 10 月访日之行中赢得的善意。与日本人在类似情况下的表现不同，邓没有谦恭
地道歉，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了困难局面，无力为原来要购买的全部货物付款，也
没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购买的工厂设备的适当准备。但是邓小平向日本人保证，中国愿意对蒙受损失的日本企业给予补
偿；从长远看，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好的准备后，愿意再恢复购买。
1980 年 9 月 4 日邓小平向日本外相伊东正义作了解释。＇1530＇ 这次访问之后，政府于 1981 年 1 月 13 日公函通
知宝钢取消计划中的二期建设。此后第一个会见邓小平的日本要员是前外长大来佐武郎，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应谷牧
之邀于 2 月份来到北京。他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承认中方过去对石油产量过于乐观。大来佐武郎表现得彬彬有礼、恭
敬有加，但转达了日本政府要求得到充分解释的声明，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