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今年多大？”
“五十岁。”
“你有劲儿吗？我看你现在特别瘦。”
“我最近是瘦了很多，不过力气还是有的。您能收留我吗？”埃德加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可以，女士。我这里很清静，联邦军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就算他们来了，也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怪老头。不过说起来，我的确是个怪老头。我想他们有一天也许会上门，把我的无线电设备没收。但我住得这么调僻，没人会注意我家里多了一个人。”麦吉很高兴，轻声说：“上帝保佑您。”
韦恩起身告别，一遍遍感谢埃德加·罗德斯，还拥抱了麦吉。埃德加和韦恩握手，韦恩说：“埃德加，‘小女孩’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她。”他转身出门，消失在暗夜中。
睡前，埃德加给麦吉炒了些鸡蛋，还表示抱歉，因为家里没有咖啡，也没有茶。送她去客房卧室的路上，埃德加说：“好好休息，明天可以跟我讲讲你的经历。”
第二天一早，埃德加到门廊里去找麦吉的行李，但是什么都没有。她只有身上的衣服，包括一件灰色长外衣，一双脏兮兮的网球鞋，没有袜子，还有一件过于肥大的灰绿色男式上衣。早饭吃的是鸡蛋、面包片和蜂蜜，还有点儿奶酪。麦吉讲述了她的经历。
“我以前住在佩埃特，丈夫在股市崩溃前五年就去世了，我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部队和联合国委派的地方长官来了之后，就派人来抓我们全家：我的女儿、女婿，他们的两个孩子，还有我。我女儿朱丽叶和女婿马克都参加了反抗军，他们正在社区组织爆破队。肯定有邻居向当局告密。
“早上六点钟，他们来了四十多人，包围了我们家。他们威胁说，如果不高举双手自己走出来，就放火把房子烧掉。他们把朱丽叶和马克铐起来带走了，还带了马克的枪和收音机作为‘犯罪证据’。他们给我和孩子们五分钟时间带上几件衣服，而他们在旁边，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我们。然后他们又搜我的身，把我收拾的所有衣服丢在前院，检查‘违禁物品’。我挣扎着重新打包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边狂笑，还用脚踢我。
“马克大叫着制止他们，他们就威胁说要杀了他。最后，我把包裹收拾好，他们把包都扔进一辆帆布盖顶的军用卡车。他们把我也铐了起来，让我坐在朱丽叶和马克身边，甚至连孩子们也都被戴上了手铐。我们被铐在一根粗铁链上，那链子看起来像是大船的锚链，穿过卡车车厢，两边都焊接在支架上。
“那天他们还停了一次车，又逮捕了韦恩斯坦一家。被押上车的时候，韦恩斯坦夫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对她来说，好像又回到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年代。纳粹德国时期，他们的曾祖父母和其他几位长辈都死在了集中营。她完全无法面对这种局面。
“我们在卡车上待了十五个小时，一滴水都没有喝到。他们只停了一次车，让我们方便，然后那帮人就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给我们戴的手铐是锁死的，即使手腕活动，也不会变得更紧。但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可怕的血痕。我可怜的马克左手血液循环不畅，但那些卫兵完全置之不理。手铐摘下来的时候，他的手肿得老高，肯定会落下毛病。
“高恩集中营是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和另外十一家人被关在一座营房里。开始我们总共有五十一个人，却只有一口大锅，只能用它勉强做点儿东西吃。一周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土豆，偶尔有点儿豆类、面包或麦片，但永远都不够吃。有时能吃到点儿发霉的莴苣或卷心菜，就已经算是走运了。
“我们从来都没有被审判过，也没有任何人提到这件事。如果我们要求上诉，或者询问何时才能被释放，就会遭到嘲笑。大部分成年人都必须每天干活。有时候干活只是为了折磨我们，有时候则要去血汗工厂劳动。高恩的主要产业是制作皮靴，朱丽叶成了制鞋工人，她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只有十五分钟时间吃午饭。如果完成不了每天的任务配额，就会被毒打。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抓走一两个人去审问，通常被带走的都是男人。他们一般会在一两天之后回来，回来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有时连走路都走不稳。他们经常带着流血的伤口，有时候会出现直肠出血，那是被踢的。他们有时会谈到遭受的折磨：毒打、鞭笞，还有电棍。哦，他们身上那些淤伤惨不忍睹，满身都是。我没有被抓去审问过，真得感谢上帝。要是我被这样折磨，肯定就死在那里了。
“三个星期后，他们来抓马克。马克奋力抵抗，还一拳打中了一名比利时士兵的鼻子，我估计鼻梁都打断了。流了那么多血，简直就像被切掉了脑袋的鸡。他们开车出发之前就已经在痛打他。马克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确信，他肯定已经被害了。
“看守们有时会派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妇女出来检柴，位置是在两层围栏之间。里面那层围栏是新建的，上面有可怕的铁丝网，带着锋利的尖刺，而外面那层围栏已经很破旧。我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地方靠近支柱的铁丝网边缘已经脱落了。我把那片铁丝网掀起来，挤了过去。我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走出了第二层围栏，肯定会开枪把我打死。但那时，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朱丽叶经常对我说：‘妈妈，有机会就赶紧逃走。’她对我说不用担心她和孩子们。我相信她，所以也没有太多牵挂。
“我走了三天，口渴了就喝别人牲口槽里的水。后来才有人发现我。有七户人家收留过我，还帮我继续向北方逃。他们用轿车、卡车和马送过我。所有这些人家都是好人。最后，我才来到你这里。”
埃德加问：“除了女儿和她的两个孩子，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没有了。”
“那我欢迎你以后一直住在这里。”一周后，埃德加和麦吉正式结婚。
五周后，埃德加去莫斯克赶集的时候不知不觉染上了流感。他很快就康复了，但麦吉被传染以后，却很快出现脱水症状，身体变得极为虚弱。一次，埃德加睡着的时候，她离开了人世。
埃德加认为，如果不是在高恩集中营长期营养不良，麦吉的流感本可以痊愈。癌症夺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现在联邦政府又夺走了第二任，对此，他总是耿耿于怀。在遇上麦吉之前，他完全没有加入反抗军的打算。他只是赞同他们的立场，却不会主动站出来帮助他们。
但是在麦吉突如其来地出现，又突如其来地辞世之后，埃德加再也无法过上原来平静的生活。埋葬麦吉的第二天，他就开始收拾行装。
加入反抗军不久，埃德加被任命掌管刚刚起步的情报组织。他以前在海军情报局担任过无线电情报工作，当时驻防在加利福尼亚湾北部的斯凯哥斯岛。他的专长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伪装严密的情报监听站一般都部署在小山上，通常都在莫斯克周边二十英里的范围内。之前这个组织已经运作将近一年时间，时断时续地监听，工具也只有几台“尤尼顿”多频监测器。埃德加的加入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专业技能、。组织技能和额外装备。这包括德雷克和依考姆系列短波接收器，两台新的监测器，一台新的微波收发器，一台频谱分析仪，三台盒式磁带录音机和几个定制专用天线。埃德加把一个业余水准的附属团队升级成了擅长无线信息情报战的专业机构。
和其他同事相比，埃德加要年长半个世纪之多，同事们都把他当做祖父一样对待。他是个内向的“怪老头”，但大家恰恰喜欢这一点。有空闲的时候，埃德加用尤克里里四弦琴弹奏一些古老的小调，还演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比如《巴西咖啡好又多》、《三个小美人》等等，年轻的游击战士都很喜欢。
埃德加接手后的那个冬天，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份最宝贵的资产，那是基恩战队提供的沃特金斯约翰逊PRD11型甚高频单兵信号拦截和定向装置。这也是从联邦军那里缴获的，连H型天线都完好无损。PRD11可以通过接收甚高频电波信号判断敌军方位，还配有三位显示屏。这台机器也可以拦截高频信号。因为只有一台定向装置，他们只能判定方向，不能确定敌军位置，但即使如此，这也已经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军情信息。
PRD11里面原配的电池很快就用完了，不过心灵手巧的信息团队已经搞清了机器运作的频率，用车载电池带动它继续工作。情报站的其他设备也都是用车载电池带动的，所有这些电池都要很费力地运送到情报站，用完之后再运回城镇充电。
最终，情报团队发展到六男二女八个人。他们运行着三个不同的情报站，全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监听，每班八小时，值班员两人。白天这班多两个人，一个是战场分析员，负责尽可能精确地在地图板上标注敌军作战单位的位置。另一个是无线通信分析员，负责分析敌军信号传输，猜测敌军通信网络的位置。通信分析员最忙碌的时候，是每天早上联军无线电站“点名”的时候。支持团队工作的，还有一位全职厨师，三名安保人员，两位少年通信员和五位“脚夫”，他们负责搬运食物、饮水和电池。
大部分脚夫都选用俘获的带置物格的单兵背包，还有几位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式样的军用搬运箱，除了一名脚夫之外，其他人都住在城镇里，每天回去跟家人团聚。
情报站一年大约转移六次，每次都要临时征用三十位脚夫，或者十几头能干的骡子。埃德加和他的团队都非常谨慎，从来不在情报监听站使用无线电发报。他们完全了解联邦军的定位能力，绝对不愿因为发报而暴露自己的位置。他们所有的情报都用手写，派情报员传递。
除了监听敌人情报之外，埃德加团队的另一项职责就是给本地区民兵组织的领导们进行无线电通信安全培训。埃德加针对每支民兵队伍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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