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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科长犯了错误,换了一个王科长。宋所长没有换。我们这屋八个人,王达生出去了解一个新来的犯人,走了,把李中候调到圆楼,蹲号去了,让他与一般犯人在号里坐着不准动。李中候这个人不老实,乱七八糟,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同犯交待问题就带头打人,这回就坏在他身上。
10月上旬,看守所提我到前楼审讯室,审我的是我的盟兄弟高心鲁,头两个月我便从郭科长嘴里知道他升了科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坐在旁边。
高心鲁站起来与我握手,他说:“没有瘦,还胖了。”
“身体还好,老太爷老太太都好吗?”
“都好。才侠有信没有?”
“没有,我给她去过信,小孩子来过信。她们在徐州,还可以生活。”
“今天向你了解一个材料,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最后,那个女干部出去了,我对高心鲁说:“这回郭科长犯错误,多可惜,我都不好受,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负责任的人,稍一不慎,就可能犯错误。”
“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我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十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夙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夙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夙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夙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夙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他送到这里。吴夙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夙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夙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夙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作“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对“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地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给志愿军加工药棉,掺了脏棉花,对这个奸商枪毙也不过分,可是干部受贿,偏说奸商引诱,这就不公平,不能把责任都说是资本家向干部猖狂进攻,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两者都有罪。无论怎么看这两个运动,对我都有教育作用。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们上下岗,8至10点的班是谁,10到12点的班是谁?我都给他们列了一张表,要求大便时候,一看下一班是那个傅班副,脾气不好,好找我的麻烦,我就在这一班要求大便,因为这一班岗的战士好说话,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办。
对干部也是这样,这么多审讯员,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对这些审讯员,也不是一律看待,于审讯员纸烟一吸,解放前后的材料一齐说,不用有顾及;杨审讯员不吸烟,不多说话,他问一句我说一句,用不着多说;张审讯员找我到各监房做工作时,先表扬一番然后再交待任务;如果是肖审讯员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谈些思想,因为他最年轻,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是共青团员,我愿意从他那吸收一些新东西。他很耐心,一个22岁的孩子,怎么有这样的素养?我看这与他的天性有关系,受共产党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上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
公安局的干部也知道我这个犯人,有时别的干部来了解材料。见面就问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这是局里的干部。局外的干部,一说话我就知道。一九五一年冬,沈阳公安机关来人审我,肖审讯员在旁边陪着,我一进屋,他叫我坐在很远的椅子上,一副严肃的面孔:“你叫什么?”“关梦龄。”“多大岁数?”“37岁。”我心想,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干什么?怎么被捕的?……”
我一一答复,接着他又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给我讲了20分钟,接着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知道的要交待出来。如果不老实,与你不利。”我心想,这是旧社会的评书馆,上场有定场诗、道白,最后才书归正传。我看了肖审讯员一眼,肖审讯员也不吱声。这位干部说话了:“有个张焕相你认识不?”我一惊异,怎么这样熟?“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伪满大汉奸!”肖审讯员从旁这样说。“认识,是我的亲戚。”我真想不到能问到张焕相,“什么亲戚?”“我的姑母是张焕相的嫂子,1930年张焕相在东北空军当司令,我父亲在那当军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父亲在北平,张焕相也到北京,东北空军司令部在北京又成立起来。后来张学良出国,张焕相回东北当了汉奸,听说先当宪兵司令,以后到长春当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