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曾采访过卡西·沃森肖特，她37岁，原来是硅谷一家公司的高管。她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又苦于不习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3个幼小的女儿。最有意思的是，她感到震惊，自己竟然无法兼顾这两方面：“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起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认为这是小菜一碟儿。”
她发现，尽管妇女参加工作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但两性关系转变还是没有跟上。“在工作中我们争取了平等，”她对我说，“但在家庭里还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
美国有关调查结果证实，妇女照顾孩子的时间是男人的两倍，而男人花在家庭以外工作上的时间比女人多50％。
两性之间力量日趋平衡的变化，男人也很难适应。10年以前，男人的就业人数超过6800万，比女人多550万。现在，男性就业的人数大致没变，但是女性却赶上来了。过去的50年里，25~44岁的青壮年女性，就业率从40％提高到大约70％。同一时期，青壮年男性就业率却从93％降低到81％。到了失业率高峰的2009年，青壮年男性失业的人数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高。这在婚姻市场上也令人忧虑，因为丧失了对家庭经济贡献上的优势，很多男人变得毫无优势。
我研究过一篇关于美国男性结婚后由盛而衰的过程的文章，发现了网上形成的一个新的市场在线婚姻中介，能帮助情场失意的美国男人到哥伦比亚和乌克兰等国家找老婆。求助的男人大多是中年人，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经济上也很富裕；有些是想从异国女人那里寻求一时的性刺激，但更多的是想合法地找到一个终身伴侣。他们想找的是传统的妻子，就像20世纪50年代荧幕上的邻家女孩桃丽丝·黛那样。网站创始人山姆·史密斯，原来是休斯敦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的网站“我爱拉丁姑娘”就提供这种服务。他对我说：“这都是什么妇女解放闹的。男人们对北美女人那种开口闭口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的态度感到厌倦、恶心。”另一家网站BarranquillasBest。，专替人寻找哥伦比亚新娘，它给人们支招儿，防止未来的外来新娘“美国化”：“让她经常和哥伦比亚的娘家保持联系，重要的是给她买长途电话卡，并且每年让她回两趟家。”
山姆提供895美元的“相亲游”一揽子安排，包括来回机票、旅馆以及当地相亲中介人等费用，17个相亲者可以与750个哥伦比亚年轻女子见面。他告诉我：“这些伙计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简直是‘此境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逢’。”山姆和他的美国前妻离了婚，现在的妻子是哥伦比亚人。
2008年，超过4。2万外国女人持美国人未婚妻或配偶的签证进入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达成的交易与昔日的婚姻没有什么不同。男人提供的是绿卡和相对繁华的美好生活前景；女人提供的是年轻、美貌以及以身相许。我和好几对这样的夫妻交谈过，他们都声称自己很幸福，有的已经结婚多年。
这些男人往往意识不到的危险是，桃丽丝·黛那样的模式在很多国家已经行不通了。兰道·米勒是个律师，他多次代理外国女子打官司的案件，控告她们的美国未婚夫或丈夫虐待她们。他对我说：“这些男人想成为一家之主，相信那些中间人的促销许诺，能从俄罗斯找一个传统女人。她会心甘情愿地给他做饭，和他上床，对他事事顺从，绝不多嘴。如果女人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还想出去工作，他就吓坏了。”
婚姻交易的变化甚至渗透到了政治领域。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这些因素推动女性转向支持左翼，支持政府增加税收和福利；同时把男人推向右翼，因为他们工资比女性高，而且往往不带孩子。根据选举调查的数字，1979年，美国女性自认为倾向于左翼的比男性多5％，到199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3％。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约翰·麦凯恩——之间，投票给奥巴马的女性选民比男性多7％。
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动向也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加拿大、新西兰以及北欧国家的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比美国的还高。甚至在一些传统的男权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日本，女性劳动力的供应也迅速增长。1994~2008年，西班牙妇女的就业比例从32％提高到56％；在意大利，这一比例从36％增加到48％。
在这些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被颠覆。经合组织的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结婚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8‰下降到了5‰。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离婚率创世界纪录，其他国家的离婚率也在上升。因为女性为了事业决定推迟生育，新组建家庭减少，结果生育率急剧下降。经合组织31个成员国里只有5个国家美国、冰岛、新西兰、墨西哥以及土耳其，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多于2。1个孩子，这是保证人口稳定的所谓人口替换率。西班牙每个妇女平均生1。5个孩子，德国是1。3个，日本是1。4个。由于生育率过低，有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根据预测，韩国的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17％。
世界人口统计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尽管当前家庭结构变化如此之大，但美国人还生育这么多孩子。
宗教可能是一个原因，拥有宗教信仰在美国比其他富裕国家更加普遍。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一个故事，说福音派教会发起了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叫做“装满箭袋”，名称来源于《圣经》诗篇的第127章，“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满满的人便是有福的。”这些人不赞成人工避孕，很明显，他们相信只要多生孩子，几代人以后他们就可能接管国会。“女人的子宫是强大的武器，”教会的领导人启发他们，“是抵御敌人的武器。”
美国人多生孩子，还可能由于美国的社会养老金发放特别吝啬，于是孩子成为更有效的养老保障。典型的美国工人从社会保障部门拿到的退休金最低可能只有退休前工资的40％，而欧洲的退休金发放就大方得多。意大利低迷了好长时间的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缓慢上升，同一年退休金制度开始改革，年青一代的工人将来拿到的退休金从原来的80％下降到65％，两者的关系可能并非巧合。一点不错，经济学家发现，预期退休金减少的工人多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比那些没有减少的高出10％。
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于，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善于调节工作和生育的关系。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等，男人已经担负起一部分家务，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成本，使她们能够兼顾孩子和家庭以外的工作。一些分析表明，婚姻纽带的减弱对生育率产生的影响比较小，因为美国女性选择自己抚养孩子。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传统的两性分工仍然占主导地位，要克服有婚姻才能生孩子的观念与男女分工不同的传统尚需艰苦努力。那些靠母亲一个人养育子女的国家，女人面临更加严峻的抉择：就业还是生育？每当机会出现，她们很多人会选择工作，而非生儿育女。
传统意义上的婚姻交易遭到颠覆，并不是说婚姻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婚姻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支，无论是房租还是杂志订阅。一项研究对比了加拿大单身的和已婚的男女的开销状况，发现独立居住的单身男女实际上要比夫妻家庭多花一半以上的钱才能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
婚姻还是一种保障。有着两份收入的家庭比只有一个人挣钱的家庭的人安全感更高，更能抵抗金融风险。一项关于意大利妇女的研究发现，单身女性比已婚妇女的风险性投资少，显示出她们感到经济上比较脆弱。还有的研究人员发现，爱尔兰1996年以后离婚合法化导致已婚夫妻储蓄率提高，她们以此避免离婚可能造成的损失，作为经济上的缓冲。已婚夫妻举债的可能性比单身的少10％~13％。没有宗教信仰的夫妻离婚的可能性比较大，因而储蓄率增长得也比较快。
婚姻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它的功能已经改变了。在美国，婚姻关系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对称：夫妻双方都工作，共同照料孩子。现在，已婚夫妇中有57％的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挣钱，其中有14的家庭中妻子比丈夫收入高，而2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6％。夫妻双方的年龄、学历、收入预期都差不多。家庭不再像个生育孩子的工厂，如今更像个俱乐部，夫妻双方把工作中获得的资本集中起来到市场上购买休闲服务和其他产品，例如儿童养育和保健产品。
传统的好莱坞套路，有钱的公司老板发现女秘书摘下眼镜很好看，于是就和老婆离婚，娶年轻漂亮的小秘书，这种模式在现实中已经没人买账了。如今，和一样学历的异性结婚的美国人，是与学历不同的异性结婚的美国人的4倍。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学历较高，很可能是妻子。由于夫妻双方对于家庭需要的一切不再互相依赖，原来白头到老的誓约，已经成为史无前例的一种权宜协议，充满着各种变数。
学历较高、生活富裕的人比较容易适应婚姻关系的这种变化。婚姻最不稳定的就是那些收入和学历“双低”的家庭，他们年龄很小就结婚生子，离婚也快，然后同居，再结婚。学历低的人，如高中还没毕业的，结婚的很少，未婚妈妈却随处可见。
相比之下，大学毕业生结婚的比较多。196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60岁以上本科学历的妇女有29％的人自称从未结过婚。2000年的统计数字反映，60岁以上本科学历的妇女没结过婚的减少到8％。学历高的人结婚较晚，一般是在30多岁或者40多岁，而不是20多岁，但他们的婚姻一般比较长久。1970年结婚的白人大学毕业生，10年以内有23％的女性离婚，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6％。
这些不同的婚姻经历有明显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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